与犹堂全书/第二集/第五卷

第四卷 与犹堂全书
第二集第五卷
作者:丁若镛
1938年
第六卷

孟子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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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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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说一受业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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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ㆍ列传》曰:“孟轲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赵岐《题辞》曰:“孟子幼被慈母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汉书ㆍ艺文志》曰:“孟子子思弟子。”○《孔丛子》曰:“孟子亲受业于子思。”○王劭曰:“《史记》曰‘门人’,人是衍字。”王劭之秘书监司马贞曰:“王劭以人为衍字。”○吴程曰:“按孟子惠王三十五年游,至哀王七年而人畔。距孔子盖一百六十七年,是为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书之成,固犹在其后也。况孔子梦奠时,伯鱼之没已六载,子思固长,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亲受业,可见。故孟子但曰‘私淑诸人’,而《集注》以为子思之徒。于〈论语序说〉,只称门人。”见《通考》王草堂曰:“《史记ㆍ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然考《春秋》,孔子卒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鱼孔子卒已三年矣。向使子思生于伯鱼所卒之年,亦止当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间。乃《三迁志》及《孟子》所载,则孟子实生于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时,已相去五十年之远,焉能受业乎?”又云:“缪公曾尊礼子思。然缪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则《史记》所云‘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误,亦未可知。若孟子则断不能亲受业也。”毛奇龄曰:“《史记》ㆍ《汉书》犹不足据,况《三迁》诸志,则后人撰造,又安可信?予以《孟子》本文计之,惠王三十年,虏太子,则孟子,自当在三十年之后。然孟子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又立。乃实计其时,即位之年,距即位之年,止三十零年,即卒年,距卒年,亦不过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则受业子思,或未可尽非者与。”《左传》赵叟注,尊老之称。〈曲礼〉,六十曰老镛案当从《史记》。

序说二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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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题辞〉曰:“孟子人也。名,字则未闻。”○《孔丛子》曰:“孟子子车。”注云:“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字子居,亦称字子舆。”王肃《圣证论》云:“子思书《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也。”○《汉书》注云:“字子车,一说字子舆。”○王应麟云:“疑皆傅会。”○镛案《孔丛子》者,伪书也。

序说三《孟子》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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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ㆍ列传》曰:“孟轲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ㆍ《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题辞〉曰:“孟子耻没世而无闻,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林慎思作《续孟子》二卷:“《孟子》七篇,非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人也。见《正义》韩愈曰:“孟轲之书,非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所言焉。”○朱子曰:“《史记》近是。”

朱子《集注ㆍ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注曰‘记者之误’。○吴伯丰以问朱子朱子答曰:“前说是,前说从《史记》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镛案崩,三年之丧毕,之子,与〈尧典〉不合。见余〈尧典说〉瞽叟杀人,皋陶执之,窃负而逃,于情理不合。余有辨孟子亚圣,不应有此言。七篇岂皆亲笔乎?《史记》亦未尝明云孟子独作。

序说四外书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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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题辞〉曰:“《孟子》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ㆍ〈文说〉ㆍ〈孝经〉ㆍ〈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汉书ㆍ艺文志》:“《孟子》七篇。”○孙奭《正义》曰:“孝文广游学之路,天下众书往往稍出。由是《论语》ㆍ《孟子》ㆍ《孝经》ㆍ《尔雅》,皆出博士。当时乃有刘歆九种《孟子》,凡十一篇。”○镛案赵岐亲见四篇而不收,其不雅驯可知。《法言ㆍ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史记ㆍ六国表》注,皇甫谧曰:“孟子石纽西夷之人也。”○《盐铁论》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王应麟曰:“今《孟子》无此语。其在外书欤。”《盐论》与今本不同

补遗《后汉ㆍ党锢传叙》云:“矫枉,故直必过。”注云:“正枉必过其直,见《孟子》。”○仲长统《昌言》曰:“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注引《孟子》曰:“矫枉过直。”○曰:“今《孟子》俱无此文。”

李善《文选ㆍ七命》注云:“《孟子》曰,‘离娄,古明目者也,能视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序说五赵岐郑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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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奭《正义》曰:“炎之后,盛传于世,为之注者,西京赵岐出焉,至于李唐,又有陆善经出焉。为之音则有张镒丁公著。自陆善经已降,其所训说,虽小有异同,而咸归宗于赵氏。《隋ㆍ志》云,‘赵岐注《孟子》十四卷,又有郑亢注《孟子》七卷,在时又有綦毋邃《孟子》九卷。’《唐书ㆍ艺文志》又云,‘《孟子》注凡四家,有三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总目》,《孟子》独存赵岐注十四卷,陆善经注《孟子》七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校正仍据注为本。”○〈正义序〉曰:“臣前奉敕,与同判国子监王旭,国子监直讲马龟符,国子学说书吴易直冯元等,作《音义》二卷。”○朱子曰:“孙奭《正义》,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书不似疏。”○王应麟曰:“孙奭《崇文总目》ㆍ《馆阁书目》ㆍ《读书志》,皆无之。”○镛案孙奭官龙图阁待制,而《宋史ㆍ职官志》云‘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以奉太宗御书御制’,则孙奭要之为祥符以后之人。

梁惠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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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见梁惠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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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曰:“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义治我。’刘原父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邪?’”○镛案仁者,人人之叠文也。如孙字为子子之叠文。古篆,孙作imghjFile:MP 0597A 007 0030 010 16.gif人与人之尽其分谓之仁。故古人谓爱人曰仁,善我曰义。董子之言,有所本矣。

曰:“万乘,谓天子也。千乘,兵车千乘,谓诸侯也。夷羿之弑后,是以乘取其万乘者也。”○又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百乘之家,谓大国之卿,食釆邑有兵车百乘之赋者也。若六卿等。”○《集》曰:“万乘之国者,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车万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釆地方百里,出车千乘也。”又云:“臣之于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镛按天子有三公ㆍ三孤ㆍ六卿,已十二人矣。此十二人各食釆千乘,则天子须有万二千乘之地,才可以分授此人。所不足二千乘,而上大夫已下庶官三百,《礼》云:“三百。”府ㆍ史ㆍ胥ㆍ徒之等,不得立锥之地ㆍ盈升之禄,而天子玉食,亦无攸出矣。天下其有是乎?天子自领万乘之地,则须于万乘之外,又有百千万乘之地,然后始可以分田制禄。邦畿千里,将何以得此地乎?至若千乘之国,大夫仕者若有十人,各持百乘之地,则诸侯已空手矣。法所谓十卿禄,无异于贺钱万,天下其有是乎?○惠王者,魏斯之孙也。本万乘之国,,皆千乘之家,《春秋传》云‘赵鞅以千乘,藏于中牟’,则有千乘之地,审矣而三家竟为篡逆。孟子此语,隐隐拶逼王,请取自己家事,以作鉴,非据苍苍先古之制而言之者。千乘之国弑其君者,正是之类耳。○《孟子》曰:“,万乘之国,,亦万乘之国。”又曰:“今海内方千里者九,集有其一。”孟子例以春秋战国僭乱之法论万乘。何尝以天子为万乘乎?读书,宜明本书之例。○《集注》谓‘方千里,出车万乘,方百里,出车千乘’,此又必不可通者也。诚若方百里出车千乘,则方千里者当出十万乘。诚若方千里出车万乘,则方百里者当出百乘而止。何则?方千里所函之地,为方百里者百,其出车乘,岂仅十倍而止乎?据〈刑法志〉,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乃出车一乘,则每六十四井,出一乘矣。方十里所函者百井。然只出车一乘者,山川相错,原隰或少,方十里之地,不能皆为井田。故率方十里出车一乘,方百里出车百乘,方百里者,本函万井之地,以有山川之故,只算得六千四百井方千里出车万乘。方千里者,本函百万井之地,以有山川之故,只算得六十四万井今以为方百里出车千乘,违于实矣。古者列爵分土,上公不过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则诸矦本无千乘,安得以诸矦千乘,列之为先王之法乎?

引证《韩非子》曰:“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而徙其威而倾其国。”〈爱臣〉篇

梁惠王立于沼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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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不与之相期日限,自来成之。”释不日成之○《集》曰:“不日,不终日也。”○镛案郑玄《诗笺》曰:“不日,不与设期日而成之。”韦昭《国语注》曰:“不日,不课程以时日。”《国语》引此诗古注皆同,不可易也。○若不终日,不可曰不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老子》曰:“飇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皆有终字。《公羊》ㆍ《穀梁传》,不书日者,谓之不日,与不设期日而谓之不日者,其例正同。〈邶风〉云:“终风且曀,不日有曀。”朱子解之曰‘不旋日’,亦非不终日

曰:“麀鹿怀妊,安其所而伏,不惊动也。”《集》意同镛案伏,当去声读,鸟抱卵曰伏,兽怀妊亦曰伏。囿ㆍ伏叶韵,濯ㆍ鹤叶韵,其法,严矣。注必言怀妊,以其牝鹿也。《集注》去‘怀妊’二字,则诗称牝鹿无意。

曰:“时,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是日当大丧亡,我与女俱往亡之。”○《集》曰:“尝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出《尚书大全》镛按旧说非。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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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移民ㆍ移粟,荒政之所不废也。”《周礼ㆍ大司徒》云:“大荒ㆍ大札,令邦国移民通财。”云:“辟灾就贱。”惠王之法,未尝非王政也。○曰:“庐井ㆍ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冬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曰:“《周礼》云,‘九夫为井。’《汉ㆍ志》云,‘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馀为庐舍。’”○《集》曰:“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曰:“庐井ㆍ邑居,各二亩半,则已五亩矣。乃又曰冬入保城二亩半,何解?按,《汉ㆍ食货志》云,‘在野曰庐,在邑曰里。盖庐田二亩半在公田中,一名庐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亩,又受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谓一夫受田一百十亩,又分受公田之二十亩,各得二亩半作庐居也。’此易晓也。至在邑之二亩半,以国城当之,则大谬。大来曰,‘农民无冬月入保国城之理。冬月之保,当在县ㆍ稍ㆍ都ㆍ畺之外,所云守封疆者。若在国城,则举国门之外,合远郊ㆍ近郊ㆍ大都ㆍ小都之地而尽弃之矣。’”国门之外,设官治事。凡州闾ㆍ族党ㆍ井邑ㆍ丘甸,各有胥师ㆍ长正ㆍ大夫ㆍ宰士,星布棋列,与农民井里,互相控制。使农民冬月俱入城,则凡此土地ㆍ诸官俱置,何解○又曰:“《管子ㆍ内政》曰,‘四民勿使杂处。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而韦昭谓‘国都城郭之域,惟士ㆍ工ㆍ商而已,农不与焉’,则二亩半在邑,只在井邑,与国邑无涉。盖古王量地制邑,其在国邑外,如公邑ㆍ家邑ㆍ丘邑ㆍ都邑类,凡所属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诸井邑中,亦惟无城者,可处农民。若有城如费邑ㆍ郈邑所称都邑者,则农不得入。《管子》与韦氏之言,稍可据也。”○镛案注之义,不见《周礼》,不见他经,此儒之白撰也。《诗》云:“中田有庐,疆场有瓜。”公田之中,除中央二十亩,使八家之民相聚为庐,则有之矣。国城之内,授民宅廛,亦必以二亩半为法。抑何义哉?斯民就田中二亩半之宅,树之以桑,又就国中二亩半之宅,树之以桑,而孟子合而言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可乎?庐者,茇舍也。庐本非宅,不可曰宅。庐本非宅,又安有墙?况公田本非园圃,不可以毓艸木。故仅就其疆埸隙地,聊以种瓜。今欲于公田之中,建宅筑墙,广树桑樜,岂可得乎?今人惟以君牧所居,谓之都邑,不知人所聚居,皆可曰邑。故孔子称十室之邑,十室之邑,岂君牧所居乎?居于边鄙者,未尝非邑也。总之,五亩之宅者,邑里恒居之室。或一夫全受五亩,或五家为邻,谓之五亩之宅。故〈儒行〉曰‘儒有一亩之宫’。

引证《书大传》曰:“岁事既毕,馀子皆入学,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馀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馀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幷重任分,颁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谓造士。”○《汉书ㆍ食货志》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曰:“孝悌之义,当以是观之。”

曰:“人君但养狗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检敛也。”○《集》曰:“检,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产,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则与先王制度ㆍ品节之意异矣。”○镛案狗彘食人食,丰年也。丰年粒米狼戾,愚民不知节用,人食之馀,及于狗彘涂有饿莩,凶年也。丰年不知敛,凶年不知发,谓不用常平之法也。余昔闻之于师友旧说以检为敛,此则是矣。但云‘人君养狗彘’,非矣。此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意不同。○曰:“止斋曰,‘人多言常平出耿中丞颜师古寿昌为权舆,岂知常平盖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今文作检,班氏〈食货志〉作敛,是也。夫丰岁不敛,饥岁不发,岂所谓无常平乎?”

引证《汉ㆍ王吉传》:“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太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是乎?”○曰:“此借《孟子》语疏而为言。”

梁襄王望之不似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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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嗜,犹甘也。言今诸侯有不甘乐杀人者,则能一之。”○曰:“高祖光武太宗及我太祖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致之。其馀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镛案此节从来误解,说尤大谬。余谓杀人者,非谓兵刃刑杖而杀之也。不行王政,丰年不知检,凶年不知发,则嗜杀人者也。不行井田之法,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则嗜杀人者也。五十不能衣帛,七十不能食肉,有冻馁以死,则嗜杀人者也。○上章云:“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又上章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以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当与此章参看,三章言杀人,皆是一样语脉。○高祖,无所坑灭,太祖戒将帅勿妄杀,固亦王者之仁德。然断断非《孟子》此章之义。上下䌷绎而深玩之,当自悟。襄王不足与有为,故孟子微发其端,不复详言其义

齐宣王以羊易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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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孟子仕于不用,乃适。建篇先者,欲以仁义为首篇。因言事,章次相从,然后道之事。”《史记》云:“孟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惠王不果。”朱子曰:“按《史记》,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其后二十三年,当湣王之十年丁未,人伐,而孟子。故古史谓孟子先事宣王,后乃见惠王襄王湣王。独《孟子》以伐宣王时事,与《史记》ㆍ《荀子》等书,皆不合。而《通鉴》以伐之岁,为宣王十九年,则是孟子先游,而后至,见宣王矣。然考异亦无他据,又未知孰是。”○镛案者,宣王事也。金仁山据《战国策》辨之甚详,无可疑也。详见‘齐人伐燕’章

曰:“孔子之门徒,心贱薄之,是以无传道之者。”○或曰:“孟子不道之事。然孟子自为文,多袭《管子》,如省刑罚薄税敛,规矩,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规矩之正方圆也,诸侯毋专杀大臣,毋曲堤,毋贮粟,毋擅废适子,毋置妾以为妻,使税者百一锺,孤ㆍ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胜人者也,至于‘景公晏子吾欲观于转附朝儛’一节,则全袭事,而易其名与语者。”○镛案《管子》ㆍ《孟子》,其末趣虽殊,其本皆学先王之道,故所言多同。今摘其偶同者,谓《孟》袭《管》,不亦悖乎?

引证〈玉藻〉云:“君子远庖厨。”○贾谊《新书》云:“圣王之于禽兽也,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曰:“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为耳。”○《集》曰:“以长者之命,折艸木之枝,言不难也。”○曰:“〈内则〉,‘子妇事舅ㆍ姑,问疾痛ㆍ苛痒而抑搔之。’注,‘抑搔,即按摩。’屈抑枝体,与折义正同。此皆卑役,非凡人屑为。故曰是不为,非不能。观后汉张皓〈王龚论〉云,‘岂同折枝于长者,以不为为难乎?’刘熙注,‘按摩不为,非难为。’若刘峻〈广绝交论〉‘折枝舐痔’,卢思道〈北齐论〉‘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佥载》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类,皆明作媕谄之具。且问折草木之枝,何为乎?”○或曰:“拜者,磬折而下手屈膝,皆折其枝体。折枝者,拜也。”○镛案折枝解作按摩,古证虽多,终觉未稳。若云‘折木枝何为’,则‘挟太山以超北海’,其有实用乎?任指一事,以喻无难,解作草木之枝,恐无不可。

曰:“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集》曰:“必以权ㆍ度度之。”上如字,下待洛反镛案下度字承上文,恐不必入声读。

或曰:“终身饱可疑。”○镛案终身者,恒然之意。子路终身诵之,子路未死,已称终身,盖当时之语法也。与非天下而称天下者同。

庄暴见孟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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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圣王之乐,如〈咸池〉ㆍ〈大章〉ㆍ〈韶〉ㆍ〈夏〉ㆍ〈濩〉ㆍ〈武〉是也。世俗乐,如之声是也。”○镛案〈乐记〉曰:“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之音,则不知倦。’”说有所本也。孔子声,而孟子谓今乐犹古乐者,急于救民,未暇正乐也。

曰:“王悦南郭先生吹竽,喜邹忌鼓琴,安知与众乐乐?”○曰:“《史记》‘邹忌以鼓琴见威王’,非宣王也。惟南郭处士吹竽,乃宣王时,见《韩非ㆍ内储说》。”

《集》曰:“极,穷也。”○镛案‘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十一字,乃极字之注脚,先言而后解之如下篇‘我竭力耕田,恭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二十二字,乃恝字之注脚。先言而后解之

齐宣王曰文王之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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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异中常侍乐松对帝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五里,人以为大。”○曰:“与《孟子》不同。”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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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雪宫,离宫之名。”○曰:“《元和郡县志》,‘齐雪宫古址,在青州临淄县东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谓齐侯晏子雪宫。’”

曰:“之世,民之谚语也。”又曰:“今也者,晏子言今时天下之民。”又曰:“王道亏,诸侯行霸,由当相匡正,故为诸侯忧也。”○《集》曰:“诸侯谓附庸之国ㆍ县邑之长。”释‘为诸侯忧’镛案为诸侯度ㆍ为诸侯忧,上下诸侯毫发不殊,而旧说以下诸侯为霸者,《集注》以下诸侯为附庸之国ㆍ县邑之长,深所未晓。况所谓县邑之长,即如子游武城宰,宓子贱单父宰,及《周礼》县师ㆍ县正ㆍ酂长ㆍ里宰之类,是也。此辈之谓之诸侯,其有经证乎?上文既云‘吾王不游,吾王不豫’,则下文之‘今也不然’,亦当为天子巡守而言。引古之天子,罪今之诸侯,岂当于理乎?晏子之时,诸侯其有巡守者乎?特以晏子之时,室衰弱,天子无此过举。故不得不以诸侯当之。诸侯巡行于自己国内,而为邻国诸侯之忧,亦无是理。故朱子不得不以附庸之国ㆍ县邑之长当之耳,柰上下抵牾何哉?○余昔读书于万渊寺之东林,和顺县以为上下二节,通作谚,而并为太康时作,太康游豫无度,见〈夏本纪〉或为时作,诸侯仍当为五等诸侯,仲氏击节称善。盖以食ㆍ息,流ㆍ忧,并皆叶韵。与上节之游ㆍ休ㆍ豫ㆍ助,词例相肖,兼之景公之恶,不若是之甚也。○近读《左传》云:“景公痁。梁丘据裔款言于公曰,‘今君疾病,为诸侯忧。’”二十此亦当时语法,若所云‘为寡君忧,以重君忧’之类,是也。然若云‘景公巡守而为诸侯忧’,则大不通矣。○流连荒亡,原是谚之文。故晏子继为训诂,使君晓解。若是晏子之所自言,则自言自注,亦太劳矣。

考异《晏子春秋》,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问也。闻天子之诸侯为巡守,诸侯之天子为述职。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谚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为诸矦度。今君之游不然,师行而粮食,贫苦不补,劳者不息。’夫从南历,时而不反,谓之流,从下而不反,谓之连,从兽而不归,谓之荒,从乐而不归,谓之亡。古者圣王,无流连之游ㆍ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计公掌之粟,籍长幼贫氓之数,吏所委发廪出粟,以予贫民者三千锺,公所身见癃老者七十人,振赡之然后归也。○𤲟案,此文蹈袭《孟子》,似非平仲手笔。然《晏子春秋》为刘向之所校定,而亦以今也不然以下为晏子之时,则西京之读已如此矣。

引证《管子ㆍ戒》篇曰:“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管仲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宝法也。’”○镛案此文剽窃《孟子》,而毛奇龄反谓《孟子》袭《管子》,其不辨真伪,本来如此。《管子》,岂夷吾之所作耶?

引证陈蕃谏校猎曰:“景公欲观于海,放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ㆍ舆马之音,举首颦眉之感,景公为之不行。”○曰:“此以《孟子》二章为一事。”

曰:“连,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为乐,故谓之连。”○镛案连之为字,会意ㆍ指事,本为车行。辵,行也车行必须牵引,则连者,牵引也。《易》曰‘拔茅连茹’,亦牵连之意。注有所本矣。

齐宣王问毁明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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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泰山下明堂,本天子东巡守朝诸侯之处也。侵地而得有之。”○《集》曰:“时遗址尚在。”《汉书ㆍ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有明堂处云。”曰:“听政自有朝寝。未闻王听政在东鲁者。若谓泰山明堂,因巡守而设,则西南诸岳,其有无明堂,不见经传。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王为言,其于立言之意,亦多少不合。不知此即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为飨帝而设。自黄帝以来,俱有之。但飨帝必有配,后稷既配天于郊,而文王则配天于明堂。且天子继祖为宗,必有宗祀,而制以文王当之。《孝经》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颂ㆍ我将〉诗小序所云‘祀文王于明堂’,则配帝之祭也。特本侯国。诸侯不敢祖天子,则祖,非宜有,而独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国,不祖而宗。因特立庙,在祖庙之外,而又以当配帝,特设明堂,为出王配帝之所。”○镛案旧说ㆍ《集注》,相承有据,说乖拗而不通矣。天子巡守方岳,其柴ㆍ望之祭,虽设坛行之,其觐东方诸侯,受五玉ㆍ三帛,同律ㆍ度ㆍ量ㆍ衡,修礼考功,询事考言,皆将露坐而为之乎?脱有风雨不时,天子诸侯,不免沾湿奔窜,天下其有是乎?方岳之有朝诸侯之宫,理所必有,既朝诸侯,则名曰明堂,理所必然,毛君何为而疑之也?文王之庙,诚有之,然其在经传,原称庙,《左传》云:“临于庙。”不称明堂。且庙,未尝发号施令,以行王政,何得以此谓之王者之堂乎?且以庙言之,祚未绝,则庙在国城之内,非邻国之所得毁。平公将见孟子,则孟子之时未亡祚既绝,庙社丘墟,则出王之庙,亦所必毁,毁与不毁,何足致疑,而议之于孟子乎?其不通,甚矣。○又据文王之政,以明明堂为文王之庙。云:“专据文王为言,其立言之意,亦必有在。”然以诸侯而行王政者,当法文王,则专举文王,又何疑乎?说下段,盛论五方天帝配飨之法,皆袭谬义,不足辨也。今并略之。

齐人伐燕胜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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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以伐宣王事,与《史记》诸书不同,已见序说。”见上‘宣王以羊易牛’章曰:“伐一事,《史记》以为湣王十年丁未,《通鉴》以为宣王十九年丁未,以淖齿事证之,湣王为是。《孟子》谓为宣王,恐传写之讹耳。”○曰:“宣王孟子所见也。谓为湣王者,荀卿所闻也,《史记》又所传闻者也。安得以后世所传闻之辞,而反疑孟子所见之辞乎?伐事,《孟子》最详,其次《战国策》。苏秦,与其相子之婚,而苏代子之交。死,宣王复用使王问,‘宣王何如?’对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王而厚子之也。于是王以国让子之,三年大乱。储子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士卒不战,城门不闭。死,大胜,子之亡。此《通鉴》所据,以系之宣王也。但〈年表〉以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鉴》则下减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之事。《语录》疑有他据。故履祥以为伐,当一以《孟子》为是。况又有《战国策》之可据乎!”见《通考》镛案仁山之说,明矣。

曰:“雨则虹见,故大旱而思见之。”○《集》曰:“云合则雨,虹见则止。”○曰:“云合则雨,虹见则止,若望云者,仰其来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来也。”○镛案《诗》云:“朝𬯀于西,崇朝其雨。”雨虽不多,虹者,雨之征也。虹之为物,或以之雨,或以之霁。总之,不雨则无虹,旧说似长。

齐人将筑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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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人并得,筑其城,以偪于,故文公恐也。”《集》意同曰:“人筑,不知在何时。按《国策》湣王三年,封田婴,称为薛公。及四年田婴将城,而谏者沮之,则所云‘人筑’,应在湣王之四年,以前此未尝有城事也。然此时孟子方去,并游,则不过在末年,与,似不相合。且孟子尚未亡,而时适有用兵之事,故其馈孟子曰为兵,曰闻戒。”○镛案之亡灭,不见《书传》。故《春秋正义》曰:“献公始与同盟,小国无记,不知为谁所灭。”十一惠王三年,宣王立后三年,立后十一年,襄王立是年,称王后二年,让国后三年,湣王立后三年,田婴将城,此其数十年之事也。乃《战国策》云:“而伐。”〈占雀〉篇朱子薛居州之注,谓,则初年,犹未亡,其馈孟子兼金,不足疑也。及至湣王初年,所灭,故湣王新得,即以封田婴,遂议筑城,而人恐之也。《孟子》ㆍ《国策》,正相符合,何谓相戾?○若之灭,未可深信。《春秋释例》曰:“灭之。”《春秋正义》曰:“灭之。”《竹书纪年》曰:“灭之。”

鲁平公嬖人臧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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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集》意同曰:“五鼎是大夫之礼,羊ㆍ豕ㆍ鱼ㆍ腊ㆍ肤,三鼎是士之礼,特豕ㆍ鱼ㆍ腊。”○镛案平公病之以丧礼,而乐正子质之以祭礼,岂有是理?注,疏矣。据〈士丧礼〉,大敛之奠,特豚三鼎,朔日之奠,特豚三鼎,荐新之奠,特豚三鼎,朝祖之奠,特豚三鼎,虞ㆍ祔ㆍ练ㆍ祥,皆用特豕三鼎。凡此诸奠,大夫之礼,皆少牢五鼎。唯遣奠,士用五鼎,大夫用七鼎。卒哭祔祭,或至太牢。见〈杂记〉乐正子所质问者,盖丧奠ㆍ丧祭之鼎数也,第言祭礼,何以别矣?

曰:“丧父时为士,丧母时为大夫。”○镛案丧父时为士,则孟子既入仕食禄而后,乃丧其父,赵氏前于〈题辞〉,又何云‘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乎?既仕既禄,犹为葬埋之戏ㆍ衒卖之嬉,必无是理。由是言之,《列女传》所称母三迁之说,原是白撰。真若孟子幼丧其父,则虽瀹菜为奠,敛以时服,岂得以薄于父病之哉?《列女传》之不可信,皆此类也。

公孙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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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问管仲晏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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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曾西曾子之孙。”《集》注同曰:“《经典序录》,‘曾申子西曾参之子。子夏以诗传曾申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曾西之学,于此可考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则曾西之为曾申无疑。”

曰:“文王之时难为功。故言何可当也。”○《集》曰:“当,犹敌也。”○曰:“当,犹敌也。以其不可当也,孰谓文王不足法哉?”○或曰:“德如彼,文王由方百里起,是文王难当也。”○镛案注说谓‘文王不可当德也’,或说谓‘后人不可当文王也’,或说似长。若云‘文王不当’,则可字未安。

引证《吕氏春秋》,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而传命。”○曰:“此可以证孟子孔子之言。”

公孙丑问不动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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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如是,宁动心畏难,自恐不能行否耶?以此为大道不易,人当恐惧之,不敢欲行也。”○《集》曰:“任大责重如此,亦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乎?”朱子曰:“公孙丑非谓孟子以卿相富贵动其心,谓霸王事大,恐孟子担当,不过有所疑惧而动其心耳。”镛案人之所以动心,其端不一。凡外物之来,或可喜可怒可忧可哀恐惧之等,皆足以动吾心。若吾之喜怒忧哀恐惧之情,随物乱动,无所节制,则不可以居高镇物。此所以处大位ㆍ当大任者,首以不动心为贵。古人赞美贤宰相,必称太山乔岳ㆍ深林钜谷ㆍ中流之砥ㆍ大厦之柱,诚以其不动心如是,然后方可以居百僚之上,镇万物之情也。入麓弗迷,文王羑里演《易》,周公流言弗避,孔子不畏,此先古圣人之不动心也。高祖百骑赴宴,太宗下马脱兜,真宗过桥亲征,太祖招降入幕,此后世帝王之不动心也。陈平燕居深念,谢安围棋如故,赵普补缀进奏,韩琦引首受剑,此大臣之不动心也。周亚夫坚卧不起,李广纵马解鞍,贾复裹疮督战,费袆开门弹琴,此将臣之不动心也。虽其大小真伪,各自不同,要其所以植身镇物,皆足以处大位而当大任。若夫得一馈孩然以悦,遭一骂愎然以忿,值一患色然以骇者,其局量浅小,气象轻薄,不足以居此位而当大任。故皋陶九德之目,若刚ㆍ强ㆍ塞ㆍ毅诸德,皆以不动心为准,断之曰‘彰厥有常,吉哉’。常者,不动也,即‘不动心’三字,乃三古以来,居大位当大任者,头一件大题目。公孙丑游于圣门,深知此义,故发问如此。特以诸情之中,恐惧之情,最难裁制,故不动心者,以无惧为首。此孟子所以历言北宫黝孟施舍之所守,曾子子襄之所言,以明无惧之义,其实不动心,不止于无惧而已。至若先儒之所言,恐非本旨。何也?我之大德,有足以受大任行大道,则自当无惧。我之才德,本自不足,君子宜逡巡退缩,以让贤路。岂可强求其无惧乎?况惑与不惑,系于知识,知所不及,安得不惑?孔子称四十不惑,孟子称四十不动心。故朱子遂以不动心为不惑,然经所云不动心,非谓是也。古人称‘定大事ㆍ决大议,垂绅整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一问一答,当以是求之。

曰:“夫子志气坚,勇过孟贲。”○镛案不动心之差优差劣,本无形迹,何以知甲与乙相过之远乎?疑当时称孟贲五十不动心,俗有此语,故公孙丑言之如是。

曰:“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动心。”《集注》不言未四十镛案告子以未四十不动心见称。故孟子特谓之先我。当时若无此称,‘先我’二字,不可解也。○孟贲五十始不动心。故公孙丑闻四十之说,而称夫子过之。告子未四十已不动心。故孟子闻过远之说,而称告子先我。详其语脉,所争在四十前后。

《集》曰:“以必胜为主,而不动心者也,以无惧为主,而不动心者也。”○又曰:“务敌人,专守己。”○镛案,皆刺客麤夫也。圣师贤弟,坐论心学,忽引此辈以为证援,大是怪事。盖以林林众生之中,原有一种大胆男子,不由学习,不假矫饰,自能悍然无惧如者,往往有之。欲讲不动心之法者,俯求其所以不动心之故。于是换其志趣,而用其执守之髣髴,抑亦无伤。此孟子所以取之为引喻也。原夫天下之事,有成有败,有利有钝,居大位ㆍ当大任者,当以必成必利为心。然及其成功则天也。惟成败ㆍ利钝,不以为欣戚,然后方可曰不动心。二子之事虽小,可以喻大。

曰:“施,发音也。”○《集》曰:“施,发语声。”○镛案‘孟施’二字,复姓也。《礼记》曰:“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饱。”孟施氏少施氏,似是兄弟之孙。

曰:“曾子长于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虽众,不如曾子孝之大也。”○《集》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镛案四科十哲,无不笃信圣人,何必子夏而已。子夏曾子门诸弟,盖以执守见称。故孟子之言如此。今必取《论语》句语,以证子夏之执守,亦归于摸索而已。至于曾子之守,解在下节,不必他求。○云:“若笃信他人,则与之不受ㆍ必反之学,正自相反。”

曰:“缩,义也。”○《集》曰:“缩,直也。”○镛案《集》义不可易。

曰:“惴,惧也。内自省,有不义不直之心,虽褐宽博,不当轻惊惧之也。”○《集》曰:“惴,恐惧之也。”○镛案注大谬,而朱子因之也。吾不惴焉者,吾岂不惴焉也。上下节,论无惧之法,皆我心之无惧也。敌人之惧与不惧,岂所问哉?自反而不直,敌虽寡弱,君子当恐惧自修,此大勇无惧之法也。

曰:“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告子之言镛案不得于言,谓言有所跲,犹言一毫挫于人不得于心,谓心有不慊。犹言自反而不缩告子以为言有所跲,便当弃置,勿复求其故于吾心,所以自守而不动心也,心有不慊,便当弃置,勿复求其验于吾气,亦所以自守而不动心也。告子之学,盖不问是非,惟以不动心为主。○言有所跲,则必其心有所蔽陷矣,心有不慊,则必其气随而沮馁矣。言有跲而求于心,则可知病祟,心不慊而求于气,则可见病证。然祟在病前,证在病后,治病者不求于证,犹之可也,不求于祟,大不可也。此与孟子知言养气之学,如角弓反张处。

曰:“志,心所念虑也。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又曰:“志帅气而行之。”○《集》曰:“志为气之将帅。”○镛案志为将帅,气为卒徒,朱子之义,不可易也。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以志为帅,亦有所本但志者,心之所之,此固然矣。志字象心上有之气之为物,不可不核,若以后世理气之说,浑合言之,则大不可也。原夫吾人之所以生养动觉,惟有血气二物。论其形质,血粗而气精,血钝而气锐。凡喜怒哀惧之发,皆心发为志,志乃驱气,气乃驱血,于是见于颜色,达于四体。志者,气之帅也,气者,血之领也。故孔子论好色好鬭之理,兼言血气,而孟子论不动心之理,单言气,以气之为物,驱驾血液,其权力次于志也。故孟子自注曰:“气者,体之充。”夫充于体者,何物?非他,气也。是气之在人体之中,如游气之在天地之中。故彼曰气,此亦曰气。总与理气之气不同。理气家,凡有形质者谓之气

曰:“志为至要之本,气为其次焉。”○曰:“此次字,如《毛传》‘主人入次’ㆍ《周礼ㆍ宫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小注谓‘志是第一件,气是第二件’,则志ㆍ气不容列等第。”○镛案说大谬。凡不动心之法,持志为首务,无暴气为次功。能斯二者则庶可不动。故曰‘志第一,气次焉’,说其当于理乎?

曰:“暴,乱也。”○《集》曰:“亦不可不致养其气。”程子云:“无暴乱其气。”曰:“《集注》谓致养其气,即无暴气,发得暴,失养故也。”○镛案暴者,急也,疾也。不动心之法,先当持其志,使之宁静,于是制其气,勿令急疾,然后喜怒忧惧,乃不必形于色,而成败ㆍ利钝ㆍ死生ㆍ祸福,有不足以动其心者。无暴之暴字,尤是至要之诀,而旧说训之为乱,《集注》都无明说。今人皆读之为自暴自弃之暴,岂可通乎?○陈潜室‘发得暴’三字,已得此意。疾风,谓之暴风,读之当如此。○程子〈四勿箴〉曰:“发禁躁妄,内斯静专。”此正是无暴其气。

曰:“行而蹶者,气闭不能自持。故志气颠倒。”○《集》曰:“蹶,颠踬也。”○镛案许慎《说文》‘蹶者,跳也’,蹶者,趋者,谓跃者走者也。方跃方走者,其心不能宁静。是以气动之,故心亦随动也。行而颠踬者,本非气动,又与趋者,不成比对,恐非本旨。趋者,前行急也,跃者,上行急也。

曰:“孟子才志所长何等。”释‘夫子恶乎长’○《集》曰:“复问孟子之不动心,所以异于告子。”○镛案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我知言,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言一气,彼我相照。所以然者,心不直则气不旺,气不旺则辞不壮。此所以所讲者不动心,而养气ㆍ知言,为之枢纽也。此一篇之要旨。

曰:“我闻人言,能知其情所趋。”《集》意亦大同镛案知言者,知言语之本在心也。详论在下。

《集》曰:“馁,饥乏而气不充体也。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朱子〈答吕子约书〉曰:“若如来喻,以是为指道义,而言若无此道义,即气为之馁,则孟子于此,亦当别下数语,其下亦不须更说是集义所生矣。”○镛案朱子之意,以为无浩气则体馁,吕氏之意,以为无道义则气馁。此一讼案也。窃尝思之,体馁,非君子之攸忧也。唯是集义积善之功,有所不至,则内疚外怍,苶然自沮,气为之馁,是乃君子之所耻也。孟子以集义为生气之本,而朱子以养气为行义之助,其先后本末,似颠倒也。原夫浩然之气,不可徒生,不可强养。唯是由道行义,日积月累,则心广体胖,俯仰无愧。于是乎贫贱不能戚,威武不能屈,以至于气塞天地。若有意养气,以气为业,则除了呴嘘呼吸ㆍ熊经鸟伸,无所事于养气也。揠苗助长之戒,正在于此。‘非义袭取’之句,亦以申明此义。不知朱子何故而固拒说也。配者,合也,谓浩气须道义以生,须道义以养,不能相离也。○公牧云:“浩气与充体之气似不同。浩气既是合道义之物,则非所以肥瘠强痿,岂可曰体无是则馁乎?”

曰:“集,杂也。密声取敌曰袭。”○《集》曰:“集义,犹言积善。”○镛案浩然之气,非一朝之所能生,必积仁累义,养之无害,然后其气乃成。注,非矣。此气既是道义所成,视上志气之气,又超一层,则似不当名之曰气。然神形妙合,肥瘠相关。心广则体胖,欲盛则眸眊,美在中则睟面而盎背,愧在内则汗出而色赧,皆神形妙合之明验也。今日行一义,明日行一义,义之既积,气以之养,是其体力之广大,虽可以塞天地,而其妙合之所常寓,终不离于形躯之内,斯其所以名气也。

曰:“言人行仁义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集》曰:“正,豫期也。《春秋传》曰‘战不正胜’,是也。”《公羊传》二十六镛案正者,射者之期乎中鹄也。〈齐风〉曰:“终日射侯,不出正兮。”疏云:“正大于鹄。”《周礼ㆍ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矦射二侯三正,孤卿ㆍ大夫射一侯二正。”皆以射之所中为正也。〈大射仪〉注云:“正者,鸟名,之间,名题肩为正,鸟之捷黠者。”‘遂命量人’注射之难中,以中为隽。故射取名焉。《春秋传》之以正为期,其本在是也。○此节,乃养浩气之玄诀也。浩然之气,不可袭而取之。但积道义,任其自然,是本法也。若当有事之时,自期自必,要发浩然之气,是所谓揠苗也。故孟子戒之曰:“必于有事之时,勿先设正,但于心内,勿忘正直底道理,心勿忘切勿助长,以犯揠苗之病。”此养浩气之法也。旨哉,妙哉!非躬行心得者,何以与是?○注忽为徼福求福之说,迂陋甚矣。○纮父云:“强发浩气者,犯虚㤭之病。”

曰:“四者之类,我闻能知其所趋。”宾孟骊姬竖牛之等○《集》曰:“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镛案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孟子‘不得于言,必求于心’,此其所以相反也。诐ㆍ淫ㆍ邪者,言之有失者,所谓不得于言也。即言之诐,而知其心之有所蔽,即言之淫,而知其心之有所陷,即言之邪,而知其心之有所离,所谓‘不得于言,必求于心’也。心不直则气不旺,气不旺则辞不壮。此必然之理,而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决然非理之言。言者,心之旗也,告子分为二物,岂可通乎?孟子知浩然之气,生于心直,通鬯之辞,亦生于心直。故曰‘我知言’,故曰‘我养气’。今人读此章,不知言ㆍ气二者之上下通贯,何以解矣?○明理不足以知言,必其心秉义正直,无所蔽陷,然后乃无诐淫之病。如浩然之气,生于集义,不可作明理说。

曰:“人君有好残贼严酷心,必妨害仁政。”○《集》曰:“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于政事。”○镛案生于其心者,言也,发于其政者,亦言也。政,大事也,事,小政也。孙奭《正义》引冉子退朝,孔子问晏之语诐淫之言,生于其蔽陷之心,以害其政事,下篇先言害事,后言害政,宜与此参看此所谓一心为万事之本也。心有病,则不得发无病之言,言有病,则不得行无害之事,万言万事之本,在于一心。恶得云‘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乎?故自说而自断之曰‘圣人必从吾言’。

曰:“孟子,但言不能辞命。故曰‘夫子既已圣矣乎’”○《集》曰:“此一节,林氏以为皆公孙丑之问,是也。”○镛案旧说自‘宰我’以下,承上作孟子言,惟‘然则’以下八字,为之言,故朱子正之。○说辞者,宾主论说之辞,子贡太宰之类,是也。辞命者,邻国朝聘之所用,大夫专对曰辞,到彼国,随所问而对者国君致辞曰命。所以命使臣《论语》曰:“辞达而已。”曰:“为命,裨谌草创之。”《春秋传》曰:“大夫受命不受辞。”皆此物,非寻常言语之谓也。说辞之说,或读音税,亦可也惟善言德行,乃私室论道之言。○公孙丑孟子平日善言善辩,莫知其所以然。乃今闻孟子之言,觉孟子以心直之故,善于言辩。于是叹服曰:“夫子既圣矣乎!”

《集》曰:“孟子能知言,又善养气,则是兼言语德行而有之,岂不既圣矣乎?”○镛案恐不然也。孟子平日善言善辩,公孙丑之所知也。犹不以善言为圣者,不知言出于心也。今闻孟子之言,乃知言不可以徒善,必其心志正直,积义然后,发为言语者,乃无疵病。然则善言者,其养心可知,岂非圣人乎?辞命,孔子亦未自许,而孟子之善言善辩,众所共知。故引孔子之言,以证孟子之圣。○孟子自说知言,未尝自说善言,乌得以知言为善言乎?况自‘何谓知言’以下所论,皆言语之事,而忽引先天浩然之气,谓孟子兼言语德行而有之,岂可通乎?浩气,岂德行乎?况之善言德行,亦重在善言,不在德行,今云‘孟子兼德行’,亦赘矣。况兼四子者,孔子也,孔子兼此四子言语之才,而犹云‘辞命则不能’,所以证孟子之圣。今乃以孟子兼四子之长,则已隔一岭而越一川矣,此段不敢从。

曰:“污,下也。言三人虽小污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曰:“老泉《三子知圣人污论》,误以污字为句,赵岐孟子知其言大过,故贬谓之污下,亦非孟子之意。”

仁则荣不仁则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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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行仁政,则国昌而民安,得其荣乐。”○镛案荣者,华鬯也。辱者,屈折也。《易例》:“震为仁,巽为不仁,震为旉蕃,巽为挠屈。”故否之〈大象〉曰:“不可荣以禄。”

曰:“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违避,若高宗雊雉,守心之变,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为不可活。”○曰:“天作孽,如水火盗贼之灾。至于奸盗诈伪,以失其身者,是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举天地之间,皆为牢狱也。”○镛案天作孽,注好,自作孽,说好。

尊贤使能市廛而不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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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不横税赋,若履亩之类。”○镛案助而不税者,春秋人初税亩,其后遂为列国之通制。故孟子言之,注不可没。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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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非恶有不仁之声名。”○朱子曰:“恶其声,是恶被不救人之名。”○镛案《集注》宜补。

曰:“无此四者,当若禽兽,非人心耳。”○《集》曰:“人若无此,不得谓之人。”○镛案注禽兽之说,必不可删没,而以来,无此说者,诸先生,皆以四端为本然之性,而又以本然之性为人物之所同得,故不欲云‘禽兽无此心’。此古今学术不同处。

曰:“端者,首也。人皆有仁义礼智之首,可引用之。”○曰:“人有恻隐之心,是仁之端本起于此也。有羞恶之心者,是义之端本起于此也。有辞让ㆍ是非之心者,是礼ㆍ智之端本起于此者也。恻隐四者,是为仁义四者之端本也。”○《集》曰:“端,緖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緖见于外也。”○蔡季通云:“端,乃是尾。”○曰:“比之茧丝,外有一条緖,便知得内有一团丝。”○镛案仁义礼智之名,成于行事之后。故爱人而后谓之仁,爱人之先,仁之名未立也。善我而后谓之义,善我之先,义之名未立也。宾主拜揖而后,礼之名立焉,事物辨明而后,智之名立焉。岂有仁义礼智四颗,磊磊落落,如桃仁ㆍ杏仁,伏于人心之中者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明仁之为物,成于人功,非赋生之初,天造一颗仁块,插于人心也。克己复礼之时,岂不费许多人力乎?孟子曰:“舍鱼而取熊,舍生而取义。”明一生一义,皆在彼处,我得就彼拣择,舍其短而取其长也。若于赋生之初,原有一颗义块,插在心内,则又安得舍之取之乎?《礼》曰:“春秋教以礼乐。”若礼在心,何以教矣?《礼》曰:“二十始学礼。”若礼在心,何以学矣?甯武子:“邦有道则智。”若其天赋之性,原有此智,则邦无道时,又恶能拔其智而去之乎?孔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苟使天赋之性,原有仁智,则人人皆不忧不惑,仁者智者,顾何以别有色目乎?凡五经四书,其有仁义礼智之字者,逐一点检,莫不如此,余不暇更仆而数之也。仁义礼智,知可以行事而成之,则人莫不俛焉孳孳,冀成其德。仁义礼智,知以为本心之全德,则人之职业,但当向壁观心,回光反照,使此心体,虚明洞澈,若见有仁义礼智四颗,依俙髣髴,受我之涵养而已。斯岂先圣之所务乎?知事父孝为仁,则温清滫瀡,便当朝夕著力。谓天地生物之心为仁,则惟瞑目端坐而已。知事君忠为仁,则匡拂扶持,便当奔走竭力。谓东方木德为仁,则惟土木形骸,自命曰燮理阴阳而已。知牧民慈者为仁,则怀绥惠恤,便当恪恭致力。谓满腔子一团和气为仁,则惟默然无语,闭门涵养而已。其功绩之所成就,岂不万倍以相悬乎?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孔子曰:“为仁由己。”曾子曰:“堂堂乎,也!难与并为仁矣。”仁本在内之理,则何以谓之为仁?为,犹作也,用力行事之谓为也,著手图功之谓为也。在心之理,何以著手而用力乎?总之,端也者,始也。物之本末,谓之两端。然犹必以始起者为端,故《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端之为始,不既明乎?《礼》曰:“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更端,非复问之始乎?《春秋传》曰:“履端乎始,序则不愆。”注云:“步历之始,以为术之端首。”《晋书》云:“履端,元日正始之初。”端之为始,不又明乎?物之头尾,实为两端,皆可名端。然其在《书传》,以头为端者,更多其文。〈乡射礼〉曰‘主人奠爵于序端’,则注者谓之序头。〈乡飮礼〉曰‘司正升,立于席端’,则解者谓之席头。又凡笔头曰笔端,舌头曰舌端,见《韩诗外传》杖头曰杖端,见《后汉书ㆍ礼仪志》墙头曰墙端,孔平仲诗云:“蓼花抽穗出墙端。”屋头曰屋端,范成大诗云:“一株独成长,苍然齐屋端。”凡以头为端者,不可胜数。乌得云尾为端乎?恻隐之心发于内,引而长之,则可以行仁政。恻隐之心,非仁政之所始乎?辞让之心发于内,引而长之,则可以行礼法。辞让之心,非礼法之所始乎?羞恶之心为之本,而伯夷之不事污君,其末也。是非之心为之头,而展禽之不祀爰居,其尾也。譬之丝然,恻隐之心为丝团,而解之缫之,可以为孝弟,可以惠鳏寡。孰为其本,孰为其末?孰为其头,孰为其尾?四端之义,孟子亲自注之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两个始字,磊磊落落,端之为始,亦既明矣。四端为四事之本,故圣人教人,自此起功,自此肇基,使之扩而充之。若于四端里面,又有所谓仁义礼智者,隐然潜伏,为之奥主,则是孟子扩充之功,舍其本而操其末,放其头而捉其尾。遮断了一重真境,原不能直穷到底。所谓隔靴而爬痒,凿井而未泉,岂可曰知本之学乎?且此四端,可曰心,不可曰性,可曰心,不可曰理,可曰心,不可曰德,名不可不正也。此系进德修业者,不可不明辨处。余昔闻之于师友。○注十七字,字字金石,点点珠玉,诚一毫无憾。改首为尾,改引用为发见,于是乎本末易矣。

矢人函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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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简不处仁,为不智。”○《集》曰:“里有仁厚之俗者,犹以为美,择所以自处,而不于仁,安得为智乎?”○《论语集注》曰:“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则失其是非之本心。”○曰:“孔子之意,本言择里,孟子引之以证择术,微有不同。《集注》于此,只以孟子之意释孔子之言,故与《语》注小异。”○镛案孔子言择里,孟子引之以证择术,无是理也。里者,人所居也。里一字为句人所居惟仁为美,所谓人之安宅也。岂择里之说乎?孔子本言择术。详见余《论语说》

曰:“为仁则可以长天下,故天所以假人尊爵也。”○《集》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统四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故曰尊爵。”○镛案天道以德之善恶为尊卑,如人道以爵之高下为尊卑。人苟仁矣,其位之为士为庶,天所不问,岂非天之尊爵乎?若以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以为本心全体之德,则洪匀赋予,本无不均,人人腔内,皆具天地生物之心,林林葱葱,无一而非得天之尊爵者也,岂可通乎?人之为物,欲仁则仁,不欲仁则不仁。故仁者为功,不仁者为罪,仁者可褒,不仁者可贬。若仁为本心全体之德,则人虽欲离仁不居,其可得乎?阙党不知长幼,互乡难与接言,市廛有贾衒之俗,学校习俎豆之礼。是四里者,皆不在吾身之内,故我得择其一而居之。仁与不仁,亦不在吾心之内,故我得以意拣择,舍此取彼。若仁在本心,则离不得矣,何以择矣?

《集》曰:“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于仁也。”○镛案经曰:“莫如为仁。”为,犹作也,为者,行事也。朱子以仁为天地生物之心ㆍ本心全体之德,则‘为仁’二字不可解。故解之曰‘志于仁’,志于仁,岂为仁乎?譬如农然,孟子欲令人一手执耒,一足蹈耟,墢土向前去。有人在傍曰:“我志于农。”斯两人所为,同乎,不同乎?

伯夷柳下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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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伯夷孤竹君之长子,让国而隐居者也。”○又曰:“之末世,诸侯多不义,故不就之。后乃归于西伯也。”○镛案此注高古,非后世儒者所能道也。《史记ㆍ伯夷传》称:“叩马而谏武王。天下既宗伯夷义不食粟,隐于首阳山,遂饿而死。”今人习见此文,惟知伯夷而隐居。赵邠卿生于西京,不必尊信《史记》,故曰‘让国而隐居’,明伯夷隐居,在让国之后,归西伯之前,非避而隐居也。今详《论语》ㆍ《孟子》所论伯夷诸事,皆《史记》所阙,而叩马ㆍ采薇诸事,又于孔子孟子之言,都无影响,恐非实录。微子受封而不耻,箕子陈道而不疑,何独伯夷叩马而谏,采薇而食,以至饿死乎?古者师行,诚有载主之法。然有载迁主,无载新主。况人虞而立主,人练而立主,未葬无立主之法也。夫既曰‘父死不葬’,又曰‘载木主,号曰文王’,岂当于理乎?‘叩马’一段,原是白撰。余仲氏巽庵先生作〈伯夷传解〉,段段劈破,节节中窾,史迁复生,无以置对。今不叠述。○伯夷,居北海之滨,不惟避,并避当时诸侯。盖以当时诸矦,多染恶,故不肯立朝,惟西伯是归耳。

引证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矣。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镛案景公,兄弑而弟立,伯夷叔齐,兄让而弟逃,明隐居行义,本在让国之后。故孔子必与景公并称也。让国而失禄,所以饿也。

引证○《论语》曰:“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镛案孔子于此结之,曰‘我则异于是’,则所谓君子不由也。然孔子不明言隘与不恭。

曰:“柳下惠,姓,名,字柳下,其号也。”○《集》曰:“柳下惠展禽,居柳下而谥也。”○《论语集注》曰:“柳下,食邑名。”○赵德曰:“《春秋传》注,‘柳下惠,氏,名,字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谥曰展无骇之后。’”见《通考》曰:“注有误。名,见《国语》,字,见《左传》,又字,见《国策》ㆍ《庄子》,谥,见《列女传》。是,皆是字,而注以为名。是名字且误,何况其号?《左传》疏云,‘是五十字,是二十字。’”○又曰:“《集注》其云食邑,见《左传》疏,居柳下,见《庄子》注。然总不知出何书。且地并无柳下一名,嵇康锻柳下,在河内山阳县。然亦非地名。若号则非居非邑,益不可解。”○镛案柳下惠虽曰公族,本是遗逸,中经穷厄,三仕三黜,未或安富,未必有食邑。古者东门遂西门豹东郭贾南郭且于六年北郭子车廿八东里子产大陆子方十四之类,皆以所居而得名。唯延州来季子,或称延陵季子,先儒以为釆邑之名,不知何据。

公孙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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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不如地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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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天时,谓时日ㆍ支干ㆍ五行ㆍ旺相ㆍ孤虚之属。”○曰:“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挟龟,迎日计月,望云占风,观星候气,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又曰:“孤虚之法,以一画为孤,无画为虚,二画为实,以六十甲子日定东西南北四方,然后占其孤ㆍ虚ㆍ实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岁星以伐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师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时,太史执同律之类,是也。”○镛案《易》曰:“圣人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者,不卜不筮而行之也。后天者,卜日筮日而行之也。圣人之奉天时不过如此。卜筮之法,假如行军,则先以人谋定某月某日,乃询卜筮,占其吉凶。吉则曰得天时,整旅行师,凶则已之。赵鞅卜救,遇水适火。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九年皇耳卜侵孙文子献兆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十年所谓天时不过如此。故〈曲礼〉曰:“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ㆍ畏法令也。”不卜不筮,但执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曰吉曰凶曰虚曰实,此后世谶纬之家,妖邪罔诞之术。孟子岂以是为天时哉?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岁习其祥。”十三天时之难得如此。○古者甲子乙丑,但以纪日,不以纪年。自武帝太初元年甲子以后,始以纪年,其后转转讹误,以之纪月,以之纪时。于是所谓孤虚旺相之法,千枝万叶,东振西触,又非特赵邠卿之时而已。时卜筮,亦用飞伏之法,无复绍天明之义。故〈王制〉曰:“假于鬼神ㆍ时日ㆍ卜筮以疑众,杀。”与〈曲礼〉所言,其法相反。今之为国者,宜一遵〈王制〉。○〈月令〉曰:“孟春不可以称兵,季夏不可以起兵,孟秋选士厉兵,以征不义。”此亦天时之说,岂必孤虚旺相哉?

引证《荀子》云:“荀卿临武君议兵于王前。临武君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此用兵之要术也。’”

自齐葬于鲁充虞敦匠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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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孟子仕于,丧母而归葬于也。”○郝敬曰:“孟子葬于,反于,一似将葬而始归,裁葬而即出。不终丧而为卿者,此是何解?礼凡尊者有赐,必明日往拜。惟丧礼则敛之明日,但拜君命及众宾,而不拜棺中之赐。故赠襚之赐,拜于葬后。是时孟子丧母。王必以卿礼来赠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赐,不即往拜,至三月归葬之后,然后反而拜王之赐。然又不至而止于者,礼,衰绖不入公门,‘大夫去国,逾境为坛位,望乡而哭’,此丧礼也。今自,遂于境上邑为坛位,成礼而毕然后反。”○曰:“据之制,臣有父母之丧,则三年不呼其门。故曾子曰,‘夏后氏既殡而致事,人既葬而致事。’谓即有未了之事,亦于葬后尽致之。惟人不避金革,而再期之后,即可从政。毋论孟子客卿,原无未了之事,即寇戎金革,不涉先生。且殡次门内,葬次门外,亦居丧要礼。孟子方教行古制,居庐不言,岂有身甫三虞,而即可离门内外者?”又云:“南,去都三十馀里。即《春秋》所称‘公会齐侯’者。果是拜赐,亦不当如是之远也。”镛案孟子是时,母子居。母死反葬于,又反哭于,事实平正,本无可疑。说穿凿,甚矣。所引礼例,亦皆谬误。既辨之,今不赘。说甚长,今只录其半

曰:“敦匠,厚作棺也。”○《集》曰:“充虞尝董治作棺之事。”○镛案敦,厚也。又敦,迫也。见〈邶风〉释文然则音墩。又敦,治也。〈鲁颂〉云:“敦之旅。”然则音堆。从旧说则读当音墩,而从《集注》则似墩似堆,未可定也。董者,督迫也。治者,治事也。既云董治,则两义相牵,未可定也。○孟子充虞之问,全以厚薄为说,故旧说如此。然详玩上句,前日不知之不肖当从《集注》,读当音堆。

曰:“从天子至于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数,墙翣之饰有异。”○镛案〈丧大记〉曰:“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檀弓〉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赵简子曰:“桐棺三寸,下卿之罚。”见《左传》《家语》曰:“孔子之丧,桐棺四寸,柏棺五寸。”虽诸文参错,自天子达于庶人,壹是皆以七寸为法,恐无是理。墨子曰:“古圣王制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盖欲自天子达于庶人,通用三寸,亦无是理。大抵孔子封其父坟,其崇四尺,也死,有棺而无椁,圣人也。孟子所秉,似与孔子不同。

曰:“我闻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俭约于其亲,言事亲竭其力者也。《论语》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可谓孝也已。”○《集》曰:“所当得为而不自尽,是为天下爱惜此物,而薄于吾亲也。”○镛案事亲竭其力者,农夫之类也。古人以农夫谓之小人,安得以君子为农夫乎?说,非也。余谓凡圣王立法立制,使民不得逾者,为天下虑也。孟子之意,盖曰‘君子不以虑天下之故,自俭其亲’,盖其所秉,与孔子不同,未敢从也。《论语》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者,所以戒三家之僭礼逾法也,引此文,亦是疑之意。○以即境则桐棺三寸,亦足以拒土以远虑,则岂得以七寸之厚,免土之亲肤哉?熟读〈檀弓〉一篇,可知孔子所秉。若孟子治母丧,其衣衾ㆍ棺椁,必有逾礼者。故今有充虞之疑,后有臧仓之谮。

沈同问燕可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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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子哙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国与子之。”○镛案后儒皆谓:“孔子孟子不尊。”今观此章,孟子《春秋》之义,严于斧钺。劝诸侯行王政,罪诸侯违王命,两义双行,不相悖也。故继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齐人伐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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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本连上为一章,《集注》分为二章。恐旧本为是。虽通下章而为一,亦无不可。

燕人畔周公管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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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武王武庚,而使管叔与弟蔡叔霍叔监其国。”○曰:“经传并无三叔监事,惟〈大诰ㆍ书序〉有云‘三监叛’。前儒因《春秋传》有‘周公痛二叔之不咸’及‘,惎间王室’语,疑蔡叔亦同监。故孔安国注〈书序〉,始云‘三监者,’,而《汉书ㆍ地理志》遂谓‘武庚三分之地而各尹之’,以为监即尹也。夫武庚也。以,固已谬矣。且未尝分也。〈世家〉云‘封,封’,杜预谓‘荥阳’,《世本》谓‘汝南上蔡,即叔度封国’,况霍叔则并无阑及者。其后郑氏作《诗谱》,据〈蔡仲之命〉,谓亦流言。因以,窃补三数,而前儒非之,谓监ㆍ流言本是两事,流言有,而监何有?”○又曰:“《周礼》施典之官,显有牧ㆍ监ㆍ参ㆍ伍ㆍ殷ㆍ辅六名。牧ㆍ监以诸侯为之,参ㆍ伍ㆍ殷ㆍ辅,则以各国之大夫ㆍ士为之,皆统制之官,即监官也。《史记》作〈卫世家〉,认监作辅,有云‘武王武庚有贼心,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夫傅相,官,置之诸侯王之国,如所云胶东长沙王。傅者,即辅也。未有二叔为武庚辅者。监,本牧监之职,而误以辅当之也。盖监,所以监视诸侯者。然即推诸侯,为之九州一千八百诸侯,每州立方伯,统领其事。《春秋传》谓之九伯,〈王制〉除王畿谓之八伯,《尚书ㆍ多方》谓之胥伯,然总谓之牧。〈曲礼〉‘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是也。乃自牧而下,又有卒正ㆍ连帅ㆍ属长三等官,〈多方〉谓之小大多正。自牧而上,又有王朝之二伯一等官,《春秋传》谓之分陕之伯,〈曲礼〉谓之五官之长之伯,总监官也。管叔之监,只是连帅ㆍ正长,仅监墟诸国者,其官在牧下。而《周礼》建牧之后,即继曰立其监,一似立监之名,专指连帅ㆍ正长三等官者。然且三监之称,虽以三等得名,顾自昔有之。〈王制〉记制云,‘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惟制无二伯,但以王大夫三人监方伯国。而制则特设二伯于王畿,即以连帅ㆍ正长三等官,袭三监之名。且连帅ㆍ正长,合不下数十馀人,所谓小大多正者,而总名三监。是初以三人为三,而继即以三等为三,多官称三监,一官亦得称三监。不必,何论有?”○又曰:“三代事迹,至一变,天下学者,皆知有武王康叔周公避东郊,召公辞官,周公留后诸事,牢不可破。若三叔监,则尤百口不能争者。”○镛案三监者,官名也。之四岳,未必是四人,之五大夫赵婴,未必是五人,壶关三老董公,未必是三人。始以三人之故,名曰三监,其后官不必备,犹称三监。先儒必求三人,以充三额,或使武庚自监其身,或使霍叔引入冤狱。其后梅赜伪造《尚书》‘霍叔竟为庶人,三年不齿’,见〈蔡仲之命〉冤甚矣。详见余《尚书说》,今不赘。○毛氏三等之说,亦是谬义。三监之法,当从〈王制〉。

曰:“周公管叔弟也,故爱之,管叔周公兄也,故望之,亲亲之恩也。”○《集》曰:“管叔武王弟,兄也。”又曰:“周公管叔之弟,管叔周公之兄。”○曰:“《史记ㆍ世家》曰,‘文王有同母十子。一伯邑,二武王,三管叔,四周公。’然而孔安国注〈金縢〉谓‘周公摄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放言于国,以诬周公’。张南士谓‘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称公,而管叔以下皆称叔,一。周公先封,既又封,而管叔并无畿内之封,二。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长者为大宗,周公皆嫡弟,而周公为大宗,称宗国,三’。若《尚书》疏,释流言所起,谓‘法兄终弟及,三叔疑周公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势’,则亦以周公武王。其弟及,与法合,故流言,则赵氏所注,非无据也。”○镛案《孟子》ㆍ《史记》,两相符合,则管叔之为第三,周公之为第四,无复可疑。岂得以赵邠卿梅仲真二注,易其序次乎?所谓注,即是张南士设三难,亦殊未然。公者,公ㆍ侯之爵名也,叔者,伯ㆍ叔之序名也。第三以下,皆可称叔,故周公原称叔旦〈管蔡世家〉云:“武王叔旦。”文帝策命孙权曰:“叔旦有夹辅之勋。”又如畿内之封,或无地可封者,第于畿内食以一邑。或将受外封,而留辅天子者,先受釆邑。管叔既受外封,又不留辅,则其无内邑,理所固然,又何封之可索乎?至于立嫡为大宗者,此是郑玄谬义,本无经据。同姓之盟,谓之宗盟,见《左传》同姓之国,谓之宗国,〈滕文公〉其例相同。何得以‘吾宗国’三字,遂伸义乎?详见〈丧期别〉然且管叔无后国绝,设如郑玄之法,亦必移宗于鲁国周公为弟,何足疑乎?○桓公杀兄以定国,周公杀兄以定天下。彼私此公,虽若霄壤,孔子谓‘桓公正而不谲’,帝王家有义断之法,与私家不同。

去齐宿于昼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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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西南近邑。”○曰:“《水经注》云‘𣶩水时水东,去临淄城十八里’,所谓𣶩中也。俗以𣶩水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𣶩。”当作画。《后汉》‘耿弇进军画中’,《史记》‘画邑王蠋’,《通鉴》作画邑镛案此章ㆍ下章,凡宿,皆作昼,传写之误。岂至是乎?宰予昼寝,后人改作画寝,亦此一类。

曰:“缪公尊礼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则欲去。缪公常使贤人往留之,说以方且听子为政,然则子思复留。泄柳申详,亦贤者也,缪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贤者在缪公之侧劝以复之,其身乃安矣。”《集》义亦大同镛案古今之注,皆可疑也。君子去留,惟系用ㆍ舍。实不听用,而但使说客诱之以方且听用,则子思信听其言,回心复留,有是理乎?君子去留,惟视君心。君实无欲留之心,而常有说客在于君侧,劝以复之,则倚此为势,安身不去,有是理乎?况孟子明云‘缪公子思,不能悦贤,不能养贤,台之无馈’,〈万章下〉注以为缪公愠而绝之,则缪公子思之有始无终,明矣。泄柳申详之闭门逾垣,又是孟子亲口所言,则子思都不能毕竟安身,今以注说观之,则有若三子赖此而终安者然,岂不违于实乎?永乐《大全》载《语类》问答及辅氏之说,皆不鬯晓,陆氏本载顾麟士蔡清诸说,仍无正义。○《易》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孟子》曰:“君子之厄于,无上下之交也。”人君得贤共国,必有下交,君子得君行道,必有上交。《易》曰:“拔茅连茹,以其汇。”泰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之交,非上下之交乎?孔子仕于,盖先之以,其适也,亦先之以,而史䲡颜仇由诸人,又为之先后焉,皆此义也。此章原于两侧字绝句,而‘则不能’以下,即下句也。孟子盖云:“缪公不能下交,其在子思之侧者,皆非之人,如是也,故终不能安子思台无馈以后子思不安泄柳申详不能上交,其在缪公之侧者,皆非之人,如是也,故终不能安其身。申详无仕之文我今孑然一身,客于齐国,都无上下之交,王何以安我,我亦何以安其身乎?我之去,不得已也。子为我虑,而曾不及子思,其可曰厚于我乎?”

滕文公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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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为世子孟子言必称尧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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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古纪世本》,录诸侯之世,滕国考公,与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与文公相直。似后世避讳,改考公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谓之文公也。”○镛案此注不可没。

曰:“人生皆有善性。但当充而用之耳。”○《集》曰:“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镛案神形妙合,乃成为人。神则无形,亦尚无名。以其无形,故借名曰神。借鬼神之神心为血府,为妙合之枢纽。故借名曰心。心本五脏,字与肝肺同死而离形,乃名曰魂。孟子谓之大体,佛家谓之法身,其在文字,无专名也。先儒言性,亦太浑融,今人又或差误。生则曰性,死则曰魂,其实性与魂异,性非吾人大体之全名也。余谓性者,主于嗜好而言,若所谓谢安石性好声乐,魏郑公性好俭素。或性好山水,或性好书画,皆以嗜好为性。性之字义,本如是也,故孟子论性,必以嗜好言之。其言曰‘口之于味同所嗜ㆍ耳之于声同所好ㆍ目之于色同所悦’,〈告子上〉皆所以明性之于善,同所好也。性之本义,非在嗜好乎?人莫不好财色,人莫不好安逸,其谓之性善者,何也?孟子明性善,我则以明性善。穿窬之盗,负赃而走,欣然善也。明日适其邻,见廉士之行,未尝不油然内怍。古所谓梁上君子可与为善,此性善之明验也。此地有尹氏子为盗。余令其兄弟谕之以仁义,盗泫然以泣。又有郑氏子恶人也,余临溪打鱼,使之切脍,长跪赧色而自数其罪曰‘我恶人也,我杀无惜者也’,缕缕言不已。苟性不善,岂有是也?此以羞恶之心明性善里有不孝子,不知者誉之为孝则悦。彼其心以孝为善故悦也。里有奸淫妇,不知者誉之为贞则悦。彼其心以贞为善故悦也。贪官污吏,聚敛掊克,无所不为,奸人谄之以清白则悦。谗夫侫臣,卖弄欺诈,无所不为,奸人谄之以忠直则悦。彼其心皆乐善而耻恶。故虽知其违于实,而第以为悦也。所谓性善,亶以是也。苟为不然,明明举天下之人,方且从恶如崩,从善如登,而孟子以空言称性善,人其有信之者乎?《诗》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性之谓秉彝,而必以好德为说,性之字义,其不在于嗜好乎?人性之必好为善,如水性之必好就下,火性之必好就上。赋生之初,天命之以此性,虽贪淫虐杀,无所不为,而此性仍然不变。见忠臣孝子,则美之为善也,与国人同,见贪官污吏,则疾之为恶也,与国人同。此所谓性善也。此以是非之心明性善因此性而感之,贪淫虐杀者,有一朝迁义之理,不善而能然乎?言性者,必主嗜好而言,其义乃立。若谓此虚灵无形之物,其体浑然至善,一毫无恶,则赤子始生,但知啼哭索乳求抱,安得硬谓之纯善乎?若以其自主之权能而言之,则其势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扬雄以此为性,故命之曰善恶浑。若以其形气之私欲而言之,则不惟可善而可恶,抑亦难善而易恶,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非过语也。荀卿以此为性,故命之曰性恶。彼之言,亦未尝指无为有,诬白为黑,则必其所指点者,与孟子不同耳。佛家号为明心见性,其千言万语,皆所以赞美此物。然其本意,与孟子性善之说,相去万里。彼所言者,本体之虚灵奇妙也,此所言者,谓其能乐善耻恶,如水之就下也。岂同趣之言乎?○〈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云:“节其骄淫之性。”〈王制〉曰:“修六礼以节民性。”《孟子》曰:“动心忍性。”此所云性者,人心之嗜好也。〈商书〉祖伊之言曰:“不虞天性。”子思曰:“率性。”《孟子》曰:“性善。”此所云性者,道心之嗜好也。虽其所主不同,其以嗜好为性则同。

《集》曰:“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即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故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镛案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谓君子戒慎恐惧,尽其慎独之工,则执中在心,不偏不倚,特不与物接,未有喜怒哀乐之发耳。岂人性本体之谓乎?朱子于《中庸或问》,所论如此。均是朱子之言,岂可执谬而舍正乎?详见余《中庸说》孟子言性善,而程子谓‘性兼有善恶,如太极之函有阴阳,而特以先吉后凶之义,不得不先言性善’,则恶固隐然在中。此与扬子所谓善恶浑,何以异矣?先善后恶而指为善物,则明其物善恶参半,而特以先善后恶之义,权谓之善物也。善恶参半而权谓之善物,则吉凶参半而权谓之吉兆,是非参半而权谓之正论。定龟体决国论者,其差谬多矣,而可通乎?

明道曰:“性固善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见《大全》曰:“才识气质之性,即善恶方各有著落。不然则恶从何处生?孟子说未备。”又曰:“程子发此义。孟子专说义理之性,则恶无所归。是论性不论气,孟子之说为未备。”○镛案性有善有恶,而孟子单言性善,则孟子不知性矣。孟子不知性,而复有知性者乎?据云‘义理之性主乎善,气质之性主乎恶,二性相合乃为全性’,则扬子云善恶浑之说,为正论也。单言气质之性,则荀卿子性恶之说,为正论也。然则孔子子思之统,当在,岂得复以孟氏为宗乎?《道经》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人以人心为气质之性,以道心为义理之性,不知心之与性,所指不同。性之为字,专主好恶而言,岂可以心而为性乎?鹿之性好山林,雉之性恶驯养。虽不幸而堕于驯养,顾其心终以山林为好,一见山林,油然有感羡之心,此之谓性也。天于赋生之初,予之以此性,使之率而行之,以达其道。若无此性,人虽欲作尘刹之善,毕世不能作矣。天既赋之以此性,故又能时时刻刻提醒牖启,每遇作恶,一边发欲,一边沮止,明沮止者,即本性所受之天命也。天命之谓性,非是之谓乎?若所谓善恶浑者,天之赋性既如此,则人之行善,如水之就下,火之就上,不足为功能。故天之于人,予之以自主之权,使其欲善则为善,欲恶则为恶,游移不定,其权在己,不似禽兽之有定心。故为善则实为己功,为恶则实为己罪。此心之权也,非所谓性也,扬雄误以为性,故乃谓之善恶浑,非初无是事而扬雄诬之也。蜂之为物,不得不卫君,而论者不以为忠者,以其为定心也。虎之为物,不得不害物,而执法者不引律议诛者,以其为定心也。人则异于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主张由己,活动不定。故善斯为功,恶斯为罪。然且可善可恶之理,既已参半,则其罪似当末减,所以作孽之不敢逭者,以性善也。性之乐善耻恶,既真确矣,拂此性而为恶,罪其可逭乎?○今人以纯乎虚灵者为义理之性,以由乎形气者为气质之性,千罪万恶,皆由于食色安逸,故凡恶皆归之于形气,而虚灵不昧之体,认之为但具众美,都无纤恶,殊不然也。虚灵之物,不能为恶,则彼无形之鬼神,又何以有明神恶鬼哉?食色安逸之欲,皆由形气,而凡骄傲自尊之罪,是从虚灵边出来,不可曰虚灵之体,无可恶之理也。人有以道学文章自尊者,誉之则喜,毁之则怒。是于形气有甚关系?凡以虚灵之体,谓纯善无可恶之理者,佛氏之论也。惟性纯善,馀不然也。

《集》曰:“古今圣愚,本同一性。”朱子曰:“同此一性,则天下固不容有二道。”镛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故一性则一道。性之本在天也。吴程有本然之说。然本然之名,本出《楞严经》

曰:“成覸,勇果者也。与景公言曰,‘尊贵者,与我同丈夫。’”○《集》曰:“彼谓圣贤也。”○镛案注,非也。

引证贾谊《新书》曰:“谓门人学者,何人也,我何人也?”

曰:“师文王周公,言其知所法则也。”○《集》曰:“文王我师也,盖周公之言。”○镛案旧说双尊之,《集注》束为一,未详孰是。然伯鱼曰‘孔子我师也’,曾申曰‘曾子我师也’,恐无此理。文王行此道者也,周公明此道者也,双尊之似无不可。

滕定公薨定为三年之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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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敬圣人,故宗。”○《集》曰:“周公为长,兄弟宗之,故为宗国也。”○镛案赵氏读之如‘天下宗’之宗,此一义也。朱子郑玄大宗小宗之义,谓武王之中,特立周公以为大宗,以其为谪长也。然《礼》曰‘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诚以宗也者,庙也。象神在宀中继祢者,戴祢庙以主其祭者为宗,继祖者,戴祖庙以主其祭者为宗。故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若公子ㆍ王子既不敢以王公为宗,乃其兄弟又各自为祖,未及成宗。故曰‘无宗亦莫之宗’,其义昭然。郑玄于《大传ㆍ小记》之注,忽立谬义,以公子ㆍ王子之嫡出而年长者,立之为大宗,文王之王子八人,伯邑考不在计周公立之为大宗,桓公之公子三人,以季友立之为大宗。季友嫡出后儒每引人‘吾宗国’一言,以证其义。然季友嫡出,本无明文。况此义理,惟于文王八子ㆍ桓公三子,才得相合,万一王子ㆍ公子,虽有数人,都是妾出,其将立谁以为宗乎?古礼王公ㆍ大夫之家,若无嫡出,妾子承统,法也。方其立宗之时,嫡长者立为大宗。逮子若孙,长嫡之家,以妾子承统,次嫡之家,以嫡子承统,于是乎嫡者奉庶以为宗,庶者领嫡以为众。于是乎嫡妾之贵贱易矣,安在其贵嫡也?郑玄此义,其在经传,绝无证据,朱子不察而从之也。同姓之盟,谓之宗盟,见《左传》同姓之国,谓之宗国,其例相同,不足疑也。〈晋语〉,舟之侨曰:“宗国既卑。”宗国,谓也。岂必大宗曰宗国?

《集》曰:“二国不行三年之丧者,乃其后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曰:“春秋战国,无不行三年丧者。僖公薨,文公二年纳币,相距再期。犹然以丧娶讥之。成公三年丧毕,然后朝胡氏犹以不朝,刺其非礼。昭公居三年丧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则近代先君何尝不行?且本文明曰‘丧祭从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又曰:“战国诸侯,皆不行三年丧乎?若然则欲短丧何与?然且曰‘吾宗国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则是周公伯禽叔绣,并无一行三年丧者。子张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其非今制,昭然也。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出命令诰诸侯,与三年不言,绝不相同。平公初即位,即改服命官,而通列国盟戒之事,始悟引三年不言ㆍ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皆是制,并非制。周公制礼,并无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ㆍ叔绣不行ㆍ悖先祖ㆍ违授受,历历有词,世不察也。然则孟子何以使行制?曰,‘使行助法,亦制也。’”○镛案余考春秋诸国之礼,坏乱参错,原无一定之法,有如是者,有如彼者,国各异轨,君各殊矩。其所同者,惟逾年称君,三年衰绖等大节而已。详见余《春秋考征》,今不再述。惟所谓‘先君之莫之行’,不是全莫之行,盖云不得如高宗而已。隐公未葬临戎,桓公闵公既葬会盟,襄公既葬受享,庄公文公宣公在丧而娶,虽谓之莫之行,可也。然昭公未葬三易衰,其三易则童心也,而其不脱衰则可贵也。见《左传》悼公之丧,孟敬子言食粥之礼,若嗣君吃饭,诸臣其议食粥乎?虽昭子食食,而嗣君之食粥,可知也。见〈檀弓〉孟子然友之问,亦不过举二者而为言,一曰齐疏之服,二曰𫗴粥之食。此二者,吾宗国先君未尝不行,而父兄百官诬之如此,岂不可疑?总之,衰乱之君,以其私意,或行或否,周公之礼,断不如此。至于三年不言之礼,此是礼,不是礼。礼惟未葬不出命令。故九年春,毛伯来求金,不称王命。《左氏》曰:“不书王命,未葬也。”明礼惟未葬不命也。文公之五月居庐,未有命戒,正亦礼,而毛氏乃谓孟子文公礼,尤大谬也。如毛氏之说,则杜预短丧之义,将立而可说乎?

曰:“志,记也。《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曰:“邦国之志,若志ㆍ史佚之志ㆍ书ㆍ记之类。”

曰:“父兄百官,且复言‘我转有所受之’。一说世子言我受之于孟子也。”○《集》曰:“引志之言,以为上世以来,有所传受。”○镛案一说非。

滕文公第三章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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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问为国夏殷周皆什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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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阳虎,非贤者也,言有可釆,不以人废言也。”○镛案《集注》有味。

曰:“受禅于君,故称后,顺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镛案说,非矣。义见余《檀弓箴误》。

曰:“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虽异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集》曰:“人始为井田之制。”○镛案朱子谓‘井田之制,始于商人’,恐不然也。坟衍原隰之地,谿磵沟渠之水,天荒以来,原未尝经纬割划,而人始画为井,其可得乎?此必天翻地覆,山颓水汩之世,乃能为此,画地为井,非之所为乎?然且黄帝神农之时,已有经画之制。故说卦之例,坤为布帛,布帛者,经纬也。说卦之作,必在上古,义详余《易笺》则中国开物之圣,原有井地之制。特其制度之详密ㆍ规模之齐整,必在之际耳。人ㆍ人,不过于成法之中,量其时宜,稍加变通而已。○孟子诵‘雨我公田’之诗,以证制之有公田,则夏后氏无公田矣。然孟子之时,典籍散灭,法制陵夷,井田之形,具已败亡,已无可问。故仅诵二句诗,以证制之有公田。制尚然,制之有无公田,况可征乎?今于数千年之后,谓有公田,人孰信之?虽然,箕子则古人也。箕子之言曰:“天乃锡洪范九畴。”洪范九畴者,之物也。洪范之形,皇极居中,八畴环外,一似井田之形。见余〈洪范图〉畴者,田畴也。既受九畴之锡,而其画地为田,不用九畴之法,必无是理,制之有公田,明矣。又夏后营国之法,明亦九区。故之誓师,先召六乡之卿。既有六乡,则明亦王宫居中,面朝后市,与法同也。营国既然,则治田亦然。故自奏其功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畎浍者,井田之物,非井田而有畎浍,所谓无面之䬪饦,井田非制乎?○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者,一区百亩,每用二夫治之,共十六人同治公田。惟其输官之法,田分九等,而权于数岁之中,以为恒例。如今吾东之法,某区之税一结,某区之税七负,恒定其额,不得增减。此所谓五十而贡也。此法若逢大饥,不能无蠲。故法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吾东给灾之法,即其意也。所谓人七十而助者,通执八百亩,推移分田,十夫各得七十亩,二夫各得五十亩,共十二人同治公田。惟其输官之法,不问丰俭,但纳公田之所出,公家所藉,民力而已,故名之曰助。助者,藉也。所谓人百亩而彻者,一夫全受一区,八夫同治公田,黍稷既熟,有司自取而输之官。一似燕享祭祀,笾豆既陈,而有司彻去者。然斯之谓彻也。彻者,取去也。○三代分田之数,多寡不同者。井田皆良田也。坟衍原隰之地,可以画井者,不可多得。故人之法,亦于井地之外,加授莱田,上地五十亩,中地百亩,下地二百亩。〈遂人〉文夏后之初,洪水新平,畎浍新濬,所作井田,其数不多。故一夫所受,仅得五十,民所耕作,都是莱田。降及人之世,益画井地,其数稍敷,故一夫所受,增至七十。降及世,井地益广,莱田渐少,故一夫全受百亩,而所授莱田乃为五十。此自然之势也。○若云‘夏后氏以五十亩为一区,人以七十亩为一区’,则其说不通。诚以五十ㆍ七十,不能开方。不能开方,则不成井田。试以五十亩为一区,则七七四十九,所零者一,不得开方。试以七十亩为一区,则八八六十四,所零者六,不得开方。何以为井田乎?况濬畎浍之后,其井区大小,便若天成,人欲改而大之,则须决裂阡陌,堙夷沟浍,乃可以改画其井,人何苦为是?人之后,人又改而益大之,则又须决裂阡陌,堙夷沟浍,天下其骚骚矣。必有如商鞅者起,思欲永革其法,然后乃为此事。苟无此心,必因其故井而变通其法。余谓三代井田,其形皆同,诚以理而推之也。朱子曰:“三代之制,若自五十ㆍ七十至百亩,畛域皆变,则劳民伤财。此王葬之政,必无是理。此一说,即孟子不曾亲历之一证也。”夏后氏既以五十亩授一夫,而犹以百亩为一区者,为万世经远之谋也。画井之初,原以一夫百亩为法,特以井地不多,无以遍及。故权授五十,以待井地之益广,乃得一夫全受一区也。然则人之七十,人之百亩,皆之遗意,如后嗣王仰遵祖宗之遗命者然,非以革世之故,思改前代之法,而自立其新式也。○余又思之,所谓贡法,孟子所言,虽不敢不从,然既作井田,则民食八区,公收其一,不问丰凶,惟取什一,即自然之势,不易之理。既作井田,又立恒定之税,使田夫丰年偷其赢馀,凶年补其缺欠,必无是理。虽其言出于孟子,未敢深信。诚以之作法,必不若是之乖当也。〈禹贡〉田分九等,赋分九等,不过欲粗领其大纲,非恒定之庸典。何则?田之肥瘠,跬步以殊,人之盛衰,时月以变。雍州之田,安得尽为上上,兖州之赋,安得长为下下乎?当时之纤条细目,不载〈禹贡〉,〈禹贡〉所言者,粗领大纲而已。所谓龙子,不过战国俗儒。但见〈禹贡〉九等之制,遂云‘较数岁以为常’,而孟子门人记之如此耳。既作井田,应收九一,龙子所谓贡法,恐非之制。

曰:“彻犹取,人彻取物也。”○《集》曰:“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曰:“据《春秋三传》,皆云‘彻者,什一而藉’,又云‘谷出,不过藉’,则仍兼助法。其所云彻,要是通助之义,而《集注》彻法,别有‘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均分’一十二字,诚不知其语出自何书。然显与《春秋传》‘公田不治则非民,私田不治则非吏’,与《孟子》‘省耕省敛,补不足助不给’,以及‘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诸语,全不相合。然既主此说,亦宜画一,乃于‘请野九一而助’节,又注云‘之彻法盖如此’,则岂有祇一彻法而屡变其说,了无定准若是者?”○镛案彻者,取去也。义见《论语说》‘盍彻’章通力合作,计亩均分者,谓八家同力以治八区,及其秋成,通执八区所获,八分其率,各领一率也。假如八区所获,为四百斛,则八家均分,各得五十斛此法恐不便。诚以八家人口,不必皆同,则所致人力,不能相同。况其勤惰,必各不齐,秋成之后,顾何以计亩均分乎?民将胥怨,何以行矣?

曰:“贡法残虐特甚,岂夏后立法,独无薄征散利?诸典若谓此贡之流弊,则彻与助,谁无流弊,而独以贡言之?”○镛案夏后之法,秋省敛而助不给。故谚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其法可知也。恒定税额者,若遇大饥之岁,其势不能无蠲减。故吾东之法,几结几负,恒定税额,而每遇饥岁,必有灾减之法,况于夏后之世乎?孟子之时,助ㆍ彻之法,皆已废格,故有子劝彻于君,孟子请助于君。明当时所行,皆近贡法,而又无补助之政。故龙子以其流弊而言之,之世,岂有是也?然既作井田,宜收九一,龙子所言,必非之本法。

曰:“粪其田,尚无所得,不足以食。”○《集》曰:“粪,壅也。”○镛案田之壅粪,每在丰凶未判之前,则丰年未尝不粪其田也,凶年亦何以豫知其凶,而加粪其田哉?余谓粪者,扫除也。〈曲礼〉曰:“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左传》曰:“张趯使谓太叔曰,‘粪除先人之敝庐。’”三年《荀子》曰:“堂上不粪,则郊艸不芸。”〈彊国〉篇韩愈文曰:“粪除天下山川。”粪者,扫也。粪其田而不足者,扫其田而不足也。

曰:“古者诸侯ㆍ卿ㆍ大夫ㆍ士有功德,则世禄赐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虽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禄。贤者子孙必有土之义也。”○《集》曰:“世禄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实与助法,相为表里。”○曰:“世禄不必是公田所需者。盖当时助法不行,那有公田?只是于贡法,随俗加赋而取之。”见《存疑》曰:“世禄有两说。一谓世禄即世官。〈毕命〉‘世禄之家’,孔安国注‘世有禄位’也。古禄随位行,有位期有禄。故《论语》‘天禄永终’,亦作永保禄位解。观《国语》,范宣子历序世爵,自陶唐迄今,死而不朽,而叔孙穆子曰‘此之谓世禄,不是不朽’,正谓世禄者,世爵之别名也。一谓世禄是世卿ㆍ大夫子弟,世世受禄。据《礼》注,制王国世禄,侯国不世禄。〈王制〉云‘内诸侯禄’,又云‘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是也。则中外卿ㆍ大夫,皆得世禄。〈祭义〉云‘人贵富’,注‘臣能世禄曰富’,《春秋左氏》说‘卿ㆍ大夫得世禄不世位,父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釆地,如有贤才,则复父故位。故《诗》曰“凡之士,不显亦世”’,是也。然春秋世官不世禄,而此反云‘不世位而世禄’,固已难解。且官族烦多,既使食其釆地,至有过而后夺之。如制副田ㆍ禄仕田之类,当亦必有限制,或以世杀,或以亲杀,使邦甸土地,足任颁给。乃《礼》文茫然,即《礼》注亦周章蔑略,并无成说。而《集注》则云‘仕者之子孙皆教之,教而成材则官之。若不可用,亦使之不失其禄’,则既非世官,与〈毕命〉‘世禄之家’ㆍ叔孙穆子所解‘世禄’,俱不相合。且详于授官,而略于给釆,并不知其语出自何书。”○镛案世禄者,世爵也。古者大夫之有家,如诸侯之有国,父传子承,世世不绝,皆袭其田禄。惟官职不世,司徒之子,未必为司徒,司马之子,未必为司马。又于诸大夫之中,简取一人,为之执政,若子产孔达,是也。其或大夫强盛,世执国命者,不问贤ㆍ愚,皆得擅政,若赵氏季氏,是也。惟公子生生不已,既为别子,又莫不世爵世禄。然世数久远者,亦未尝去旧纳新。故臧氏,本是孝公之子臧僖伯之家,而下至昭公之世,犹有臧昭伯得世其爵。然大夫之家,或以罪而殄灭,或无后而绝祀,或有罪而奔仕于他国,其田禄所出,不能不世增世减。惟士之世禄,未有明文。然文王之法,孟子通谓之仕者世禄。仕者,大夫士之通称。或者士法亦同,今不可考。总之,诸国之法,未必皆同。故之法,客卿擅政,所谓上贤也,之法,公族执命,所谓上亲也。授爵之法既然,则其分田制禄之法,不能皆同。今无以细究,毛氏强欲索解,亦不通矣。

《集》曰:“子,指文公,诸侯未逾年之称也。”○镛案此义甚正,旧注所不能。

使毕战问井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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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当别为一章,以无‘文公’三字,故诸本皆合释之。今姑界别。

曰:“九一者,井地以九顷为数,而供什一,郊野之赋也。国中什一者,《周礼》园ㆍ廛二十而税一,时行重法赋,责之什一也。而,如也。自,从也。孟子欲请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税之,国中从其本赋,二十而税一以宽之也。”○《集》曰:“国中,郊门之内,乡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为沟洫,使什而自赋其一,盖用贡法也。”○镛案《周礼ㆍ小司徒》‘井牧其野’,井者,九一也。遂人治沟,十夫有沟,百夫有洫,皆以十ㆍ百为数,此什一也。自野以外,用井田法,收其九一,此孟子所谓野九一也。自郊以内,用十沟法,收其什一,此孟子所谓国中什一也。郑玄于〈考工ㆍ匠人〉之注,谓‘乡ㆍ遂用沟洫法,都ㆍ鄙用井田法’,引《孟子》此文,以证其义。朱子亦云:‘二法决不可合’,分为两项郤是。乃陈及之马贵与,犹欲和合为说,以立什一之义,其见狭矣。先王之法,本是九一,而孟子公羊子大桀大貉之戒,似若什一之外,再无他法。故赵氏亦以九顷供什一,胶合为说。然九顷则九一,何以供什一乎?〈载师〉云‘园ㆍ廛二十而税一’者,本是宅廛之税,与井地无涉。详见〈田制考〉又引此以证什一之义,亦踈谬甚矣。孟子云‘野九一’,而赵氏改之为什一,孟子云‘国中什一’,而赵氏改之为廿一,抑何武也?使自赋者,野外井田之粟,多系士田ㆍ官田,大夫之家,削各自运输,国中便近,令民自输之也。○但古者六乡在王城之中,本无田地。郑玄每云‘乡ㆍ遂用沟洫法’,斯则误矣。沟洫者,遂人之事,乡则何干?

曰:“馀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馀老少尚有馀力者,受二十五亩,半于圭田,谓之馀夫也。受田者,田莱有多少有上中下,《周礼》曰‘馀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集》曰:“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为率,受田百亩。如有弟,是馀夫也。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亩,俟其壮而有室,然后更受百亩之田。’”○《周礼ㆍ遂人》注:“郑司农云,‘户计一夫一妇而赋之田。其一户有数口者,馀夫亦受此田也。’”○镛案《周礼ㆍ遂人》,明明馀夫亦受田百亩,《孟子》曰‘馀夫二十五亩’,显然不合。余始疑之,今细检《周礼》,乃知〈遂人〉所言馀夫亦如之者,即莱之数也。馀夫所受,只是莱田,上地受莱五十亩,中地受莱百亩,下地受莱二百亩,与正夫同也。莱之所谓上地者,一年耕而一年休者也。然则受五十亩,其实一年所耕二十五亩而已。若授良田,岂不以二十五亩为率乎?《孟子》ㆍ〈遂人〉之文,若合符节,何快如之?○其谓之馀夫者,古者均土之法,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小司徒〉之文不满五人者,不能受井地,归之于馀夫也。郑玄拘于〈王制〉‘食十人’之文,以七ㆍ六ㆍ五三等为中地之三等,而上上家十人,下下家二人,〈遂人〉注谬之甚矣。一夫一妇,顾安能治田百亩,又受莱二百亩哉?虽下下之田,非五人,不可治也。馀夫者,不满五人者也。○馀夫之法,虽不可详,要之四夫受田百亩,束为一部,而八部并力同治馀田百亩,以其所收输于官,如井田之例,无秋熟无税之理也。○卿之圭田,亦必在井田之外,则正亦馀夫之所治也。馀夫二家,可治一卿之圭田。赵氏欲以馀夫治圭田,其义甚确。但其所言,牵缠破碎,不可用也。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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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神农之言者,史迁所谓农家者流。”○曰:“《吕氏春秋ㆍ开春论》云,‘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管子》引神农之数,《文子》亦引神农之法,此即许行所谓神农之言欤。《汉ㆍ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刘向《别录》云,‘李悝商君所说。’”○镛案古者农家者流,别有一种学问。

曰:“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宫宅中。”○《集》曰:“舍,止也。或读属上句,舍,谓作陶冶之处也。”○曰:“舍,止也,言止取宫中,不须外求也。”○镛案说,是也。《论语》曰‘舍曰欲之’,义与此同。

曰:“掌,主也。主火之官,犹古之火正也。”○阎潜丘曰:“火者,时官名,即火正。《左传》‘阏伯火正’,是也。《周礼》‘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即此官,朱子不晓火为官名,于《尚书》‘命作虞’处,谓‘但使除障翳驱禽兽,未必使为虞官,至而后命作虞’,则不知火是官名,而又误以烈山泽为虞官事,两失之矣。”云:“初为火官,至时改作虞官。”

《集》曰:“据〈禹贡〉及今水路,惟汉水耳,则入,而自入海。此谓四水皆入于,记者之误也。”○镛案旧注无此说,疏矣。

《集》曰:“教以人伦,《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谓也。”○镛案《书》所谓五典者,父义ㆍ母慈ㆍ兄友ㆍ弟恭ㆍ子孝也。《春秋传》本有明文,故伏生《书传》ㆍ郑玄《书》注,以至梅赜赝注,皆释之如此。五伦者,《中庸》之五达道也,《集注》恐误。《孟子》曰‘长幼’,《中庸》曰‘昆弟’,则五伦ㆍ五达道亦小异

曰:“圣人之洁白,如濯之,暴之秋阳。”○《集》曰:“夫子道德明著,光辉洁白。”○曰:“道德,无言洁白者。惟志行分清浊,则有是名。故夫子称丈人欲洁其身,孟子西子蒙不洁,又称狷者为不屑不洁之士,司马迁屈原其志洁。大抵独行自好者,始有高洁之目,此非圣德也。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缁。”与〈屈原传〉之‘皭然泥而不滓’语同岂有曾子拟夫子,反不若子贡之如天如日ㆍ宰我之超,而仅云洁白?非其旨矣。”〈诗序〉云:“白华,孝子之洁白。”镛案皓皓者,圣德光辉之纯洁也。说拗。

曰:“时击戎ㆍ狄,惩止之人。”○《集》曰:“僖公之颂,而孟子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镛案断章取义者,岂得并易其事实?孟子引古书说古事,原多错误。

曰:“巨,粗屦也。小,细屦也。如使同价而卖之,人岂肯作其细哉?”○《集》曰:“物之有精粗,犹其有大小也。”○曰:“上节云‘屦大小同,则价相若’,许行之法,亦未尝巨屦小屦同价也。而孟子之言如是,故注以巨小为粗细也。不知孟子之意,原以许行之法反晓许行。若曰尔法亦不能使大小同价,则精粗之不能同价,如大小之不能同价,尔柰何但知大小,而不知精粗乎?《集注》甚明。”

墨者夷之因徐辟求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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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是日夷子孟子病,故不来。”○镛案《集注》,‘夷子不来’属上节。吾东谚解,不来读之如勿来。恐注平顺。

引证《庄子》曰:“古人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天下〉篇曰:“《宋书ㆍ礼志》引《尸子》,‘治水,为丧法,曰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盖家托于也。”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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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士昏礼〉:“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疏云:“无违舅命。”母于西阶上,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违宫事。’疏云:“毋违姑命。””○镛案《礼经》无‘毋违夫子’之文,孟子所见者,别本也。

周霄问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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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三月,一时也。物变而不佐君化,故皇皇。”○曰:“一年有四时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废一祭。故可吊其不得祭,非吊其不得君。”○镛案若以三月之久而吊之,则三年无君者,其将奈何?三月无君者,谓三月素服之间也。古者失位去国,纯用丧礼。〈曲礼〉曰:“大夫ㆍ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ㆍ素裳ㆍ素冠,彻缘ㆍ鞮屦ㆍ素簚,乘髦马,不蚤鬋,不祭食,不说人以无罪,妇人不当御,三月而复服。”云:“去父母之邦,捐亲戚去坟墓,故以凶丧之礼自处。”此丧礼也。彼以丧礼自处,故我以丧礼往吊也。岂以不祭之故乎?三月无君者,三月复服之间也。○古者失位去国,纯用丧礼。故名之曰丧。〈檀弓〉曰:“丧不虑居。”曰:“丧公吊之,必有拜者。”《论语》,仪封人请见,曰:“二三子,何患乎丧?”○古人适他国,必三月复服而后,始仕于其国,其间无君,凡三月也。此之谓三月无君。○士者,仕也,卿ㆍ大夫ㆍ士之通名。

引证《穀梁传》曰:“宫室不设,不可以祭。衣服不备,不可以祭。车马ㆍ器械不备,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备,不可以祭。”十七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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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破碎瓦画地,则复墁灭之。”○《集》曰:“墁,墙壁之饰也。”○镛案墁,或作镘,或作槾,或作㙢,皆铁杇之名。以铁墁施泥者,谓之墁。

万章问曰宋小国汤征葛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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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尝灭,败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时也。”○曰:“据《国策》ㆍ《史记》,皆云‘,始僭称王,而旋为三国所灭’,则称王者,只一人。独其称灭,则仅见之《国策ㆍ占雀》篇,而其言不实。《春秋正义》谓‘三十一世,为所灭’,杜氏《释例》又云‘春秋后六世而灭之’,若《竹书纪年》又云‘于越’,此无可考者。然云,则不然。据《孟子》,自去以后,即游,故有在馈赆之文。然而孟子且过而见孟子,则王灭,自无此事。况注曰‘尝灭’,则似前此者,尤属荒唐。若其称‘王与并伐’,则总难实指。考僭王,在六年ㆍ十一年之后,与孟子,祇在宣王之末ㆍ湣王未立之前,年分不合。此时焉得有王之称?且孟子时,未伐也。〈宋世家〉明云‘君十一年,自立为王,东伐,南败,西败军,皆指为桀宋。至君四十七年,〈年表〉作四十三年三十八年,苏代请伐,然后三国共伐,杀而分有其地’,则是桀宋未尝先伐。且报伐,距孟子时,已不啻三十馀年,其年分事迹,总不相合。”

曰:“有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文。篚厥玄黄,谓诸侯执玄三𫄸二之帛。”○《集》曰:“〈武成〉篇载武王之言,孟子约其文如此。然其辞特与今《书》文不类,今姑依此文解之。士女以篚盛玄黄之币,迎武王而事之。”○镛案玄黄,非士女之所得执也。五玉三帛之贽,其秩㝡尊,子男之执蒲璧ㆍ谷璧者,皆用玄黄为贽,所谓圭璋特达ㆍ璧琮有加也。〈聘礼〉载诸侯相聘之礼曰‘国君之币,束帛加璧,夫人之币,束帛加琮’,束帛,非玄黄乎?王肃〈尧典〉之注云‘孤执玄,诸侯之适子执𫄸,附庸之君执黄’,虽其言偏畸有病,见余〈尧典说〉亦未尝以玄黄之篚为士女之物。况孟子此时,自诵自注曰‘君子执篚以迎君子,小人执箪以迎小人’,八字打开,两两相配,安得云士女执篚乎?据礼,士庶之贽,不过雉鹜,妇人之贽,不过脯栗,见〈曲礼〉,又见《春秋传》敢以非礼之物,媚于天吏乎?此是梅赜造伪之铁案。朱子既疑其伪,今乃遇其赃不执,此后学之深恨也。

曰:“〈太誓〉,古《尚书》百二十篇之时〈泰誓〉也。今之《尚书ㆍ泰誓》篇,后得以充学,故不与古〈太誓〉同。诸传记引〈泰誓〉,皆古〈泰誓〉也。”○《集》曰:“今《书》文亦小异。”○镛案梅氏于第三句增凶字,于第四句减杀字。然孟子先言‘取其残’,后诵‘取于残’,以证取残之义,则凶字固衍文也。天讨有罪,当杀者杀,不杀而伐,理所不通。况〈太誓〉者,太公之誓师也。所训曰〈伊训〉,所诰曰〈召诰〉,其义一也。见余〈太誓说〉夫惟太公誓之,故赞扬君德曰‘于有光’。今自誓其师曰‘于汤有光’,是孔子自称其贤于,岂圣人之言乎?此又梅赜造伪之铁案,不可毁也。

公孙丑问阳货欲见孔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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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阳货大夫也,孔子,士也。”○曰:“直称阳货为大夫,孔子为士,此可解乎?殊不知季氏家臣,原称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国命卿之臣之明称也。故邑宰ㆍ家臣,当时得通称大夫。如郈邑大夫ㆍ郕邑大夫ㆍ孔子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陈子车之妻,与家大夫谋,季康子欲伐,问之诸大夫,季氏之臣申丰杜氏注为属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论语》称为臣大夫,此家大夫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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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今年未能尽去。”○或曰:“兹,岁也。诗之云‘何以待来兹’,苏秦之言‘今兹效之’,皆岁之义也。《左传》曰,‘昔岁入,今兹入。’十二《吕氏春秋》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杜预《左传注》,亦以兹为岁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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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管子ㆍ法法》篇云:“《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曰:“此语似孟子之所本。然此是旧时《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则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祸,特夫子以前简策,总不传耳。”○镛案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乃坤初六之传文。毛氏乃以《管子》为孟子所本,谬矣。

《集》曰:“杨朱但知爱身,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故无父。”云:“杨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义。墨翟于亲踈之间,无乎不爱,故其迹似乎仁。”镛案圣人之道,不拘不滞,义之与比,故谓之时中。然其中之义,未尝不俱存也。独善其身,非为我乎?兼善天下,非兼爱乎?惟其所执,不滞一偏。当之世,则胼胝而兼爱,当之乱,则颜回闭门而为我。则不然。杨子不问穷达,以独善为主,墨子不问治乱,以兼善为主,此其所以悖于道也。大抵独善其身者,惟当隐居山林,求其寡过而已。天下之人,以此为教,则人主将谁与共国?子路谓丈人曰:“君臣之义,不可废。”丈人盖杨朱之学为我,非无君之道乎?兼善天下者,惟当沾体涂足,求其立功。天下之人,以此为教,则修闺门之行,以养其亲者或寡矣。魏无知曾参不离其亲,不可与图大事,一向以兼济为务,则必不顾其家。兼爱,非无父之道乎?然皆贤人也。孟子虑其弊而距之。今人误读《孟子》,以杨子为吝人,墨子为狂客,不知拔毛ㆍ磨顶,皆设喻之言,非二子之实事也。拔一毛而利天下,犹言枉己之尺,直人之寻也。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亦为我之学,甚言之,则斯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文字会意,爱人曰仁,善我曰义,西山之言有味

胡致堂曰:“杨朱老聃同时,墨翟又在前,宗师大禹,而晏婴学之。以为出于,考之不甚详矣。”○曰:“异端之学,非门弟子传流之差也。”

《集》曰:“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又非之比。’”○朱子曰:“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动得人处。”○镛案佛氏之言,最不近理。余流落南荒,居深山之中,从经僧观佛书,其所论心性之理,皆无原本,亦无究竟,大不近理。不知有宋诸先生,何故每云佛氏近理。

离娄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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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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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出《庄子ㆍ天地》篇

曰:“六律是十二管,非作乐之器。三代后并无此物,而五音不绝于世,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镛案六律,乃造乐器之尺也。以来,吹律之说作,于是乎六律亡矣。然且以十二律,配之于五声二变,其剩者五,谓之哑锺,于是五声与六律偕亡矣。义详余《乐书解》,今不再述。

曰:“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镛案规矩律吕,为工师法度之所由生。仁政亦当于法度上理会,下段引《诗》而言遵先王之法,可见其义也。文公行井田法,则曰‘闻君行仁政’,孟子一生经济,在于经界。大抵井田之法在王政,如规矩之于方员,六律之于宫商,田政先正,然后礼乐兵刑万绪千头,俱有条理。柳磻溪经国之书,必从田政始,可谓知本之学也。井田今不可行,惟均田之法,在上者断而行之,斯可为矣。,大圣人也。之道,大圣人之道也,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即仁政果规矩六律哉!

引证〈礼器〉曰:“为朝夕必放于日月,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曰:“君无道术可以揆度天意。”○《集》曰:“道,义理也。谓以义理度量事物。”○镛案自此至彼曰道,吾人一生之所由也。恐与义理不同。

引证《后汉书ㆍ郅恽传》曰:“孟轲以彊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曰:“与今《孟子》语小异。”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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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先师,不是已亡之称。后世所谓释奠于先师先圣者,则皆是已亡者之称。所谓先生ㆍ先辈之先,故得亲受其命。”见《蒙引》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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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子》曰:“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缨乎。”○曰:“孺子沧浪之歌,亦见于《楚辞ㆍ渔父》。考之〈禹贡〉,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则此歌声也。”

道在迩而求诸远人人亲其亲而天下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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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在人为甚易。”○镛案求道求事者,当主为天下国家者而言。○孔子曰:“虽有善者,必世而后仁。”仁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也。○亲其亲,孝慈也,长其长,弟也。《大学》于治国平天下,只说‘孝弟慈’三字,亦孟子渊源所在也。《大学》以修身为本,皆所以自修也,此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也。

居下位而不获乎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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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中庸》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曰:“授人诚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诚以奉天者,人也。”○镛案不与《中庸》合观。故不以诚者为圣人,谬。

《集》曰:“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镛案朱子以天命为理,又以天命之性为本然之性,则此注又以明本然之性无有不善者也。然观于《中庸》,诚者乃圣人,其德合乎天之道思诚者乃学者,强仁,乃是人之道岂可以诚者为本然之性乎?且性非理也。理之为物,归于自然,自然岂可以为性乎?万物之生,皆有所始,夫岂有本然者乎?

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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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作ㆍ兴,皆起也。”○曰:“作ㆍ兴,皆起也。并合两字解之,犹曰殆ㆍ盖皆发词,非可以此就把二字连读也。”见《蒙引》曰:“今以作字句,兴字连下读。但读皆不如此,注‘闻文王作兴’,以兴字句,而疏云,‘闻文王兴起,乃曰盍归乎来?’又《离骚》‘吕望之鼓刀兮,遭而得举’,王逸注‘太公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则正引《孟子》文,而以兴字句者。儒句读与后不同,多类此。”○镛案吾东以文王作兴为句,自与合。

《集》曰:“文王发政,必先鳏寡孤独,庶人之老,皆无冻馁。”○镛案古者养老有二法,一是养庶老,一是养国老。《礼》曰:“春飨孤子,秋食耆老。”〈郊特牲〉〈月令〉曰:“仲春养幼少,存诸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此通士庶而养之也。《礼》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见〈祭义〉此惟国老是养也。若所谓西伯之善养老,非是之谓也。文王行王政,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皆所以养老也。此孟子所亲口自注者,见〈尽心下〉篇,岂胶庠燕馈之谓乎?王政莫大乎制民田产,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各奉养。若欲选其耆老,人人而惠养之,则不惟力不足,抑亦惠而不知为政也。是知分田制产,本使之养其父母,孝弟之教,自然行乎其中。孰谓政教有二致乎?

曰:“天以七纪,故云七年。”○曰:“《书》云五纪,岁ㆍ月ㆍ日ㆍ星辰ㆍ历数。今云七纪者,案昭公十年《左传》云‘天以七纪’,注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镛案《易》曰‘七日来复’,天行也,此所谓天以七纪也。二十八宿,何与于是?况此章所言,乃《论语》所谓三年有成ㆍ七年即戎之类,〈子路〉篇岂七纪之故乎?

曰:“文王时难故久,谓七年时易故速也。谓五年上章言大国五年者,大国地广人众,故五年足以治。”○镛案此云七年,亦据孟子当时而言,注误。

求也为季氏宰鸣鼓而攻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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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鸣鼓,声其罪。”○镛案鸣鼓者,军旅之事。未闻私室教人,鸣鼓以攻其弟子。诚有是也,复谁肯游于圣门者乎?〈大司马〉九伐之法,‘贼贤害民则伐之’,有锺鼓曰伐冉求之罪,正中害民之律,故孔子绳之以军旅之法,曰‘鸣鼓,可也’,岂真填然举枹,雷鼓三通,以伐冉子之室哉?今太学生作过者,背负大鼓,群童乱击,驱而出之于桥门之外,名之曰‘此孔子冉求之法’,经义不明,其祸天下如是。互见《论语说》

曰:“今文庙十哲,惟冉求未称。依孟子所论,次于上刑,何乃与并列?又子夏子游辈,当时尝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子游辈亦非胸中全无皂白者。今陞颜子在四配,乃进子张有若,又不去冉子,要皆未能帖服万世士人之心也。”虚斋此说,实为万世之公论。○镛案冉子之名,明载四科,所谓十哲,本四科也。至颜子,以曾子代之,其后又升曾子,以子张代之。今若以子张有若,较量敲推则可也,安得以圣人一时之诲责,议去冉子于十哲之目乎?冉子未尝连诸侯辟草莱,何以追议其罪曰当服次刑?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又曰:“我战则克。”孔子未尝不善战,将亦追贬之乎?执孟子一言,妄议十哲,谬甚矣。

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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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了,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镛案处心纯正者,其目安静有神,黑白分明。其伤于物欲者,躁扰不定,神不内守,看来无清净意思。了眊之义,当以言外求之。若徒以明暗而别之,则离娄公输,其贤于卜子夏左丘明乎。先儒以貌言之者,欲令学者求之言外也。

君子不教子易子以教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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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一说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曰:“一说以夷为夷狄,其义皆通。”○镛案一说谬。

曾子养曾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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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孟子止曰可也。”○镛案《论孟集注》,凡遇‘可也’二字,皆作微贬之意,恐不必皆然,有然者有不然者。大抵可者,许辞。故之法,凡许其施行者,制曰可。岂半许半沮之辞乎?‘事亲若曾子’,亦恐无微意。

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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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荀子》云:“孟子三见王而不言事。门人曰,‘曷为三遇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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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若尾生本与妇人期,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没溺而获守信之誉,陈不瞻将赴君难,闻金鼓之声,失气而死,求全其节而反有怯弱之毁。”○《集》曰:“吕氏曰,‘行不足以致誉而偶得誉,是谓不虞之誉。’又曰,‘毁誉之言,未必皆实。’”○镛案注大谬,说亦差。余谓要誉而得誉者,非不虞也,凡人遇事,信心直行,不避毁谤,反或以此而得誉,此不虞之誉也。偶误而得毁者,非求全之毁也,必于作过之后,又从而文过饰非,以掩其迹,反或因此而增毁,此求全之毁也。吕氏谓‘毁誉之言,未必皆实’,恐非本旨。

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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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人之轻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责也。”一说,人之轻易,不肯谏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责之位者也镛案《集注》从之原注,然之两说,恐皆未然。余谓人之失德,未有甚于易言,赵括以易言败,马谡以易言诛,况于学者乎?人之易其言也,此是弃物,于女何诛?故曰‘无责耳矣’。孔子曰:“言之不怍,其为之也难。”

乐正子于从子敖之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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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乐正克孟子弟子。”○镛案乐正克,已见于第一篇之末,注叠矣。○弟子之于圣师,皆称夫子,乐正子孟子,忽称先生可疑。

仁之实事亲义之实从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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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曰:“实字有对名而言者,有对理而言者,有对华而言者。今这实者,正是华实之实。悌长忠君,便是推广出去,乃是仁义之华采。”○乾隆庚戌十月内阁课讲。御问曰:“以实字作对华之实,恐不如作对理之实。盖仁义只是理耳,非有事在,而以事实言之,则事亲从兄,是也。如此解,则此实字即对理而言者,其义可通。朱子必以华实为释者,何欤?忠君弟长,乃是仁义之华采云者,无或有所未安耶?”臣对曰:“言仁义,皆主行事而言,不以为在心之理。且理与实,不能为对。臣恐此章所言,皆名实之实。盖战国之时,假仁义饰礼乐,专尚诈智,其所以为五者之实者,不过乎继存ㆍ征讨ㆍ朝聘ㆍ燕乐ㆍ权谋之智,而孝弟之道,几乎熄矣。于是孟子推本之道,以孝弟二者,为五者之实。实者,虚之反,名之对也。若以为华实之实,而又以弟长忠君,属之华采,则义有不合。盖草木先华而后实,人则先孝弟而后忠信,本末不倒乎?必欲以华实立喻,则今有一种嘉树,在庄园里结实,这是私家的菓子,移在禁苑里结实,这是公家的菓子。移孝为忠,恐只是如此耳。”

《集》曰:“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镛案从兄未必为义。孟子盖以孝弟为仁义之实,有似互文。然告子亦以彼长而我长之为义,公都子又以敬兄为义,而孟子以敬弟敬叔父之说驳正之,其必当时有从兄为义之说,故《集注》亦以敬言之。○四德或并信为五,而此独并乐为五,古者四德本无分排对配如后世也。知斯ㆍ节文斯ㆍ乐斯,斯者,仁义也,仁义者,孝弟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即仁者,五德之总括也。

《集》曰:“知而弗去,则见之明而守之固。”○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贞固,足以干事’。‘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是也。’”凡属北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土俱旺于子,五脏肾独二,四方玄武独二。此贞之所以成终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也镛案《易例》以坎为智,诚有贞固之义。弗去者,固也。然肾与玄武之说,凿之甚矣。

曰:“乐生其中矣,乐生之至,安可已也?”○《集》曰:“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镛案〈祭义〉曰‘乐自顺此生’,恐旧说为长。

引证〈祭义〉曰:“众之本教曰孝。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大戴礼》曰:“民之本教曰孝。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慈孝〉篇镛案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皆此义也。

舜生于诸冯卒于鸣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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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诸冯负夏鸣条,在东方夷服之地。”○曰:“鸣条安邑之西,如何在东方夷服之地?文王生于岐周,岂当时以夷狄地封后稷耶?又安肯以女妻夷狄人耶?但以其际西而极东,故云。”见《蒙引》曰:“东夷西夷,俗言东边西边。”○镛案〈禹贡〉‘要服’,其三百里夷也。夷距王都一千八百里,则凡距王京一千八百里者,可谓之夷服也。自都而计之,则岐周夷也,自都而计之,则鸣条夷也。若以〈大司马〉九畿之法言之,则夷服距王京四千里,鸣条岐周不可曰夷。○后稷之子不窋,弃稷弗务,自窜戎狄之间,文王则夷之名不冤。

考异《史记ㆍ六国表》注:“皇甫谧曰,‘孟子石纽,西夷人也。’”已见前

子产乘舆济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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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水名。”○《集》曰:“,二水名。”○镛案乘舆济人,当是偶然触目,矜而为之者。今云‘,二水名’,然则子产前过溱水而济人,后又过洧水而济人乎?〈郑风〉云‘,方涣涣兮’,其为二水则明矣。《水经》曰‘洧水河南密县,至习阳城,西入于’,而溱水遂无所著。《水经注》:“溱水有二。一出于桂阳,注于而入于海,此岭南之溱水也。一出汝南游石岭青衣山,此汝南溱水也。”溱水无所见《汉书ㆍ地理志》云‘洧水河南’,又《说文》云‘溱水郑国,南入于’,则子产济人,盖在合流之处,故注不言二水。

考异《说苑》,景差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曰:“叔向之时,。当以《孟子》为正。”

曰:“见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集》曰:“见人有徒涉者。”○镛案以下文观之,则冬涉明矣。

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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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仪礼ㆍ丧服》传曰:“大夫为旧君,何以服齐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庙。故服齐衰三月,言与民同也。何大夫之谓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犹未绝也。”注云:“三谏不从,待放于郊。未绝者,言爵禄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凡畿内之民,服齐衰三月。”

引证〈檀弓〉曰:“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曰:“为旧君服者,必是反其国为之。”○镛案《礼》曰:“违诸侯,之大夫,不反服。违大夫,之诸侯,不反服。”〈杂记〉文顾麟士不知经例,谬为此说。

潘兴嗣曰:“圣贤之别如此。”○镛案告君之辞,不嫌剀切。孟子以其告君之故,其言如此。岂可以此疑之非圣乎?大小,人孰不知,惟此章不必病也。《汲冢周书》云:“德则民戴,否则民仇。”梅氏据此,其作〈太誓〉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又曰:“独夫,乃汝世仇。”又曰:“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将武王,非圣人乎?今之读书者,不病〈太誓〉,独病孟子孟子其堪乎?微子箕子比干曰:“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又曰:“用乂仇敛,召敌仇不怠。”将此三仁,并非圣人乎?儒者开口,病门诸弟,病孟子,惟子思,才免讥贬,亦弊俗也。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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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语曰,‘鸢鹊蒙害,仁鸟增逝。’”○镛案引喻似不当。

仲尼不为已甚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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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仲尼弹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为已甚泰过也。孟子所以讥逾墙距门者也。”○《集》曰:“杨氏曰,‘圣人所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张南轩曰:“孟子泄柳段干木,谓已甚,而举孔子阳货事,以为之准,此不为已甚之证也。”镛案圣人所为,雍容中道,不为矫激之行,不出迫切之言。故孟子美之曰‘不为已甚’。说恐谬。圣人之止于至善,岂可曰‘不为已甚’乎?已甚者,贬辞。○孟子亲口自言曰:“段干木泄柳是皆已甚。”注有据,未可改也。互乡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惟何甚?”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篇《易》曰:“见恶人,无咎。”圣人之义,固如是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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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义有不得必信其言,子为父隐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亲在不得以其身许友也。”○《集》曰:“必,犹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于信果。”○曰:“夫子谓‘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镛案《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言信行果,固大人之所务。但先有所言,或其事情中变,义有不合,则不必胶守前言。将有所行,或其事情中变,义有不合,则不必遂成其行。故陈恒弑其君,始则沐浴请讨,及其君臣皆不相应,则孔子亦已之。孔文子议攻太叔,始则命驾将行,及其人皆欲复留,则孔子亦少止。不必信不必果,此之谓也。若于言行之初,原不期信,原不期果,则岂君子之义乎?《礼》曰:“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易》曰:“永终知敝。”皆期乎信期乎果之说也。以必为期,恐非本旨。○尾生期乎遇梁,及其水至,犹守前言,此之谓言必信也。陈仲子耻乎食禄,及其困饿,犹遂其志,此之谓行必果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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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大人,谓君。国君视民,当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谓也。一说曰,‘赤子,婴儿也。少小之子,专一未变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时心,则为贞正大人也。’”○《集注》从一说,其取舍,正矣。

养生不足以当大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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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曰:“送死则人道之大变。”○镛案大事,本丧事之称。故古者丧事直称大事。〈檀弓〉曰:“大事敛用日中。”〈文王世子〉曰:“公大事,以其丧服之精麤为序。”〈乐记〉曰:“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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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造,致也。资,取也。取之深,则得其根。”○《集》曰:“造,诣也。资,犹藉也。”○镛案此章之解,自古不明。余谓此君子教人之法也。〈学记〉曰:“君子开而不达,道而不牵。”道者,导也。君子教人,循循诱导,以达深处,此所谓深造之以道也。深造之法,道而不牵者,欲其自得之也。学者于义理,必自得而后,安而不动,不动则自资其所得,而深固不拔。故触事触境,皆遇其原本,验其所得之真理。此所以必使其自得者也。

言无实不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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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凡言皆有实。孝子之实,养亲是也。善之实,仁义是也。祥,善。当,直也不善之实,蔽贤之人也。”○《集》曰:“天下之言,无有实不祥者,惟蔽贤,为不祥之实。”○镛案注荒,《集》义,是也。国破家亡,都由蔽贤,不祥孰大于是?《集》又有一说,其义恐非言无实不祥者,其语法如‘予无乐乎为君’,岂真人君无他可乐?

引证《晏子春秋》曰:“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曰:“盖古有此言也。”

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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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科,坎。放,至也。”○镛案科者,斗量也。字从禾从斗训科为坎,疏矣。又舍者,息也。古今注皆不言。○盈科而后进,是孟子通彻物理语。水之自源至海,本非通道出路而然,水注山谷,既盈其科,则水从地势卑处决出去,又遇山谷亦然,以成水路耳。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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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几希,无几也,知义与不知义之间耳。”○《集》曰:“几希,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镛案几者,微也。《易》曰:“几者,动之微。”希,亦微也。见《说文》几希者,微眇芒忽,无几无何之意也。《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盖其受性之品,凡有四等,而人与禽兽最相近,耳听目视无以异也,鼻嗅舌舐无以异也,食色安逸之欲无以异也。所异者,惟是一个道心,而道心为物,无形无质,至微至忽。《道经》云:“道心惟微。”若于是从而去之,则禽兽而已,将何以自别乎?此孟子至切之戒,当拳拳服膺者也。○性理家每以性为理。故《集注》谓‘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此所谓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无有大小尊卑之差等,特因所禀形质,有清有浊有偏有正。故理寓于气,不得不随而不同。《集注》曰‘人于其间,独得形气之正为小异’,亦此说也。审如是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形气,不在于性灵。庶民去形气,君子存形气,岂孟子之本旨乎?形气者,体质也,与生俱生,死而后腐焉,庶民独安得去之乎?性理家谓‘本然之性之寓于形气也,如水之注器,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是明明把人性兽性打成一物,特其毛者为牛,羽者为鸡,倮者为人而已。孟子以犬ㆍ牛ㆍ人之性,别其同异,与告子力战,今乃以人性兽性浑而一之,可乎?无始自在ㆍ轮回转化之说,行世既久,苏东坡于〈赤壁赋〉及〈潮州韩文公庙碑〉阴用其说,而世莫之察,谓之奇文。诸先生所言本然之性,亦无始自在之义。此系古今性道之大关,不敢不辨。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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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镛案注有味。吾东鄙谚曰:“吹之恐簸,握之恐破。”此之谓如伤也。《老子》曰:“治民如烹小鲜。”扰之则尽碎

曰:“禄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诛于。”○镛案陋甚矣。当从《集注》。○〈表记〉云:“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文王之望道如此。

引证伏生《书大传》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曰:“其说,陋矣。”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春秋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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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集》曰:“《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镛案王迹熄而《诗》亡者,何理?《诗》亡而《春秋》作者,何义?其事,类皆绝不相关,不可遽解。况《诗》者〈风〉ㆍ〈雅〉ㆍ〈颂〉之总名,如注则〈颂〉亡而已,如《集注》则〈雅〉亡而已。惟〈雅〉ㆍ〈颂〉亡,则《诗》未全亡,亦不可解,况王迹之熄!朱子平王东迁当之。然〈何彼秾矣〉,明是平王以后之诗,《诗》云:“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则东迁之后,〈南〉犹作矣。〈鲁颂〉诸篇,皆是颂僖公而作,则东迁之后,〈颂〉犹作矣。刘安成作《诗经时世图》,变〈小雅〉三十二篇,属于时世未详之秩,安知其中无东迁以后之作乎?〈宾之初筵〉ㆍ〈抑〉等诗,明是时作,〈都人士〉,明是东迁后作。况幽王诸诗,虽在东迁之前,不可曰王迹未熄。《诗》云:“赫赫宗褒姒灭之。”未有宗既灭,而犹不东迁者,况十三国〈风〉,都是东迁后作!由是观之,东迁之后,正风ㆍ变风,〈小雅〉ㆍ〈大雅〉,鲁国之〈颂〉,蔚然其兴,岂惟不亡?正惟王迹熄,而《诗》益兴矣。《诗》兴如此,而犹云《诗》亡,岂可通乎?若云‘变风ㆍ变雅ㆍ列国之〈颂〉,不足以为《诗》’,则孔子自言‘吾自,然后乐正,〈雅〉ㆍ〈颂〉各得其所’,既亡之《诗》而自言曰各得其所,有是理乎?况《春秋》起于隐公元年,而《诗》三百篇太半是隐公以后之诗,则《诗》未亡而《春秋》作,昭不可揜。今之儒者,有顺无违,曰‘《诗》亡而《春秋》作’,尤不可解。○诗之兴,始于虞舜。帝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五言者,六诗之五也。风ㆍ赋ㆍ比ㆍ兴者,讽喻之体也,小雅ㆍ大雅者,正言之体也。惟颂之为体,称美先王,以为庙乐,故不在五言之数也。乃五言之体,唯以美刺为主,专言时政得失,以导以谏,而其所重尤在于谏。故或陈前事以美讽之,或陈时事以刺讽之。其讽喻者谓之风,分言之,则有风ㆍ赋ㆍ比ㆍ兴之别其正言者谓之雅。至于列国之诗,王人采之,以编乐府,上可以讽谏天子,下可以诛褒诸侯,诗之用如是也。凡弑逆ㆍ淫乱ㆍ戕贤ㆍ害民,干天纪ㆍ坏人伦,元恶巨慝,一以诗发之,被之管弦,以诵以讽,播诸一代,垂之万世。为民上者,其罪恶一登诗谱,孝子慈孙,莫得以洗之。天下之可恐可怖,如斧如钺,未有甚于诗者也。幽王既灭,平王既迁,王迹永熄,则虽作诗者不绝,而其讽诵诛褒之法则亡矣。《诗》不亡乎?于是掌史之臣,作为《春秋》,以诛以褒以劝以惩,此所谓《诗》亡而《春秋》作也。○孔子之前,原有《春秋》。故韩宣子,观《易ㆍ象》ㆍ《春秋》,二年羊舌肸习于《春秋》,以傅太子,襄公之时士亹教之《春秋》,以傅太子,之时管子著书,已说‘《春秋》之记’,见《管子ㆍ法法》篇公羊作〈传〉,亦言不修之《春秋》,七年斯皆史之旧名。何休韦昭闵因之等,俱有论著,不可诬也。孔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矣’,谓古《春秋》之义,孔子窃取之,以修《春秋》也。若云孔子之时,《诗》始新亡而《春秋》乃作,则孔子之前,明有《春秋》,已记弑逆之罪,见《管子》而属辞比事之教,已布列国,见〈经解〉恶得云孔子之时《春秋》始作乎?

曰:“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集》曰:“窃取者,谦辞。”○曰:“孔子有德无位。故自以为窃取王者之义。”○镛案《春秋》之义,在于诛褒,以代《诗》教。故孔子曰:“我窃取古《春秋》诛褒之义,以修《春秋》。”若云孔子自作而自取之,则语自不通。孔子尝曰‘窃比于老彭’,岂亦有德无位,故自称窃比欤?之说不可从。

引证《公羊传》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其会则主会为之也,其辞则有罪焉尔。”十二镛案此袭《孟子》而小变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