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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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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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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如不庄不敬,告子则但求其故于心,而不复责之四体。自记。

看来告子只就身上做工夫,则下文持志是其所能。但既不知言,则未免蔽于言;不养气,则未免暴其气耳。大抵圣学标指有三:曰存心也,穷理也,集义也,告子之学,于存心处不可谓无所得,而穷理、集义,则举目为外,而不之求。正后世释、老、陆、王之说也。孟子“持其志”,如知言、养气,便是三者兼举。朱子致知力行,而主敬以成其始终,则孔孟嫡派也。或以持志为证告子勿求于心之失者,非。盖勿求于心是不穷理,不知言,不关持志事也。自记。

“无暴其气”,谓血气之气也。至养成浩然之气,则不可以血气目之。自记。

告子外义,舆“义袭而取”者,是两般病症,不可并作一路。义袭者,犹知有义而为之,以袭取浩然之气。告子则以义为外,而不足为矣。但因行不合义,而心不慊,见得义根于心,原不在外,足证告子平日外义之失。故语次偶及之,非谓告子为义袭者流也。此章言养气工夫;前后祇是一意,“直餐无害”四字是标的。集义即直养,袭取即害,此自是为一样人发药,不干告子病痛。但告子不知言,不养气,而却“先我不动心”,则其强制此心,使之不动,是助长揠苗之类,非顺其自然者比。盖义袭者助长于气,告子助长于心,病侯不同,而其受病则一也。此本文古升意。自记。

问:“‘养气’章,知言似无工夫著落处。”曰:“四‘知其所’,直穷究出其心病,即是工夫。且集义内虽是践履意多,但不穷理,精义则义,亦非真义,而尚何集平?大约古人知行不十分分开说,故夫子言道之不明,由于不行,不行,由于不明也。此章书紧要在‘义’字。”

“无益而舍之者”,即助长者。何也?若有事则逐渐有,事不须有,心要不动。若不耘苗者无事集义,便耑意求心不动,则助长而槁。以集义为无益于心,而不用功者,如不耘苗者,不集义而便助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于心,而又害之。盖至于枯槁死地,其为害也何如。此节乃是不动心要紧工夫,而近世解者,乃似文字馀波,嘲谑告子。剧演科诨,大是罪过。知言亦以义为主,集义即是尽性,知言即是穷理,圣学脉络一线直下。看来孟子之书,此为最精,告子“性犹杞柳” 数章,次之。

问:“凡称圣人者,皆能朝诸侯,有天下乎?”曰:“自然,不然便不是圣人。祇是也看时势,假如有成、康在上,虽拥百里千里之国,岂能改步受命?要之其理其德固在。若孔孟之时,孔孟有百里之地,其能是也,何足道?盖圣人以吾性通天下之性,一诚相贯,捷于影响,速于置邮,上天下地无隔碍。其理固能,无足怪也。”

“不动心”章,最难看,全要把“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看得精细,便见得孟子之言,字字针锋相对。如今做时文,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恐为所动,非也。告子之意,以为吾儒之不动心,非果于心有得也,不过借言语文字以为明,假纲常名教粗气魄以为助,其实言语何关于心?不得于言,勿以为心病而求之于心也。不得于心,但求之心,勿以为心必须气辅而求之气也。他看得孟子学问路头错处在此,故以为义袭而取,以义为外也。孟子所谓“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者,盖以吾儒之言也,不得于心,却不由于气,以气无义理故也。不得于言,必须求之于心,以言为义理之所在也。此以二者较之,微有重轻,其实气亦乌可轻哉!故下文云云。夫所谓义袭而取者,如今秀才借一公事,纠众讼言,愤激壮往。告子以孟子正是如此,孟子故云其为气也如此,其为气也如此。是乃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者。“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如之何可以义袭而取也?告子以气可袭取,总缘以义为外之故耳。知义之在内,则知气可集而生,不可袭而取,则知我浩然之气是此,而非彼也。“是非”二字,如此才明。不然孟子自己倏出“非义袭而取”句,何为?甚无著落。且又云:“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又何为也?“助长”紧与“先我不动心”对,不与“养气”对。知言工夫即在集义内,不精义,焉能集义?所集者非义也。其实告子以为勿求言,勿求气,其实助长即是用气强制那心,及其蔽陷离穷也,则诐淫邪遁之词更多。孟子对针下药,字字精当。《论语》万古一灯,无可与配。恰好又有《孟子》一部,真可相配。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也。

“文王我师也”句,时讲多作推尊之意。在他处则可,而非此章口气。盖其不推让,与成观、颜渊同,但辞若推尊耳。自记。

“圣人之忧民如此”,论者但欲单项“教”来,盖因禹一条有“虽欲耕得乎”?隔断语气故耳。然此自指禹,舆“尧独忧之”等字不相应,盖因禹过门不入,顺便衬此一句,未是“劳心”结语。圣人忧民,自当总上文,以起下节为是。自记。

“许行”章“大哉!尧之为君”两段,总要形容出似无所用其心的意思,方与下文相关。一“无能名”,一“不舆”,岂不似无所用心?故下文接“岂无所用其心哉”。

先父作“不见诸侯”章文。“迫,斯可以见矣”,而不见。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而不见。添“而不见”三字,极得答不见神情。

下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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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五日恶,六日弱,即“自暴”、“自弃”两样气质。自记。

“问有馀,曰‘无矣’”,答之词甚倨,或值真无时一二耳。曾元未必如是,恐孟子道听途说。程子尝论“二嫂使治朕”妻,象虽愚,未敢觊帝主,要之不必计较。或云孟子文章好,道理好,然已开陆象山、王阳明一派。孟子终未免簸弄精神,所以不及孔子。孔子即说到难处,在不簸弄精神,“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亦无一毫蹁跹。孟子则有蹁跹处。孙襄。

“天下之言性也”一章,亦是王守溪文字说得融贯。向以“言性”“言”字,与“行所无事”“行”字,毕竟是两样话。今想,总是一意。“天下之言性也”,比一句所包者广,其当时如性有善不善,无善无不善,皆在其内。孟子言天下之言性也纷纭杂出,无所不有,以吾论之,何必如此,只自其可见者言之,以晓然易知。“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如“素隐行怪”、告子异端之流之言性,说他是愚人不得。彼皆自作聪明以为知者,而不知共穿凿实甚。所以说“所恶于智者”云云。如此看来,原不两截。

乐音固有独奏一器者,如鼓琴击磬之类。此则一音自为条理,自为始终。惟集大成之乐,八音并奏。“金声”而“玉振之”,是总八音之条理,而以金玉始终之。譬则一理之明,一德之成,自为始终。若合万善百行而察之、由之者,“有始有卒,其惟大圣乎”!自记。

“天子之卿受地视侯”三句,自是不确。《王制》明说其禄视侯伯子男耳。诸侯纳贡,天子以为卿大夫,士之俸受地,盖汤沐、圭田之类,不闻天子畿内有大侯国也。齐、鲁始封,岂止百里,公侯皆封百里,开方也,以开方法,百里当万里。方里而井,所谓提封万井也。地方千里,亦开方也。孟子于制度甚疏,只听临到他做时,他却能准度立制,合于圣人。就是此章所言,亦皆精要。天下一国,小国大国,井然不乱,规模便好。禄即起于井田,一夫受田百亩,庶人在官,及下土无甚功勋,无异自食其力。爵以赏贤,禄以报功,以次食禄,以功德之大小为多寡,便是设爵受禄之义。孟子几句,便说到根本处。

“见行可之仕”,人多说错,以为孔子见道有可行之几,便不去而仕。原不是。其实自“为之兆”句已说错,蔡虚斋《蒙引》已将注意说不明白。须将白文 “为之”二字看得分明,“为主”二字谨贴孔子,端是孔子为之端。孔子之端足以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后去。如此便不是人之用我,有可行道之几矣。注“为之兆”云:“孔子欲小试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注“见行可”云:“见共道之可行也。”“见”字即“为”字,若说孔子见道有可行之几,白文“见”字、注中“其”字,皆不得力矣。何谓“为之兆”?孔子小试其道,见吾道之行无不可者,而非世俗所云“至大莫能容,累世莫能弹之物也”。见吾道之行无不可,而君舆相仍不能与行,然后不得已而去也。

问:“孟子弟子亦甚多,不见如有孟子者?”曰:“孟子弟子,如公孙丑、公都子之究心性命之学,万章究心于古今人物事迹,皆不可轻。《孟子》七篇必非自记,如‘告子’章内,公都子所问,必公都子自记;如‘孟季子问何为义内’章,是要紧处,祇是先答的比孟子呆些。告子说义外,孟子却把‘敬’字藏在一边,不舆他说,待他自悟。他说:‘彼长而我长之,犹彼白而我白之’。孟子云:‘白马舆白人固无异,难道长马舆长人亦无异乎?’长马不用敬,长人用敬,隐然在内。且问:‘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只用‘长之’二字点醒他。祇说长,恐怕说出‘敬’字,他便以长与敬混作一团,皆以为外,须铲绝根源矣。公都子不知此意,开口便说:‘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孟季子便抓住‘敬’字,便要破去,问:‘乡人长于伯兄,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孟季子曰:‘所敬者在兄所长者在乡人,是将所敬之人暂且不敬,所不敬之人从而长之,假作恭敬。是敬原非真心,特因人而作此文饰耳,何尝由内来?”公都子不能答也。是至于孟子见的雪亮,曰:‘长何尝不是敬,难道平常敬叔父是真敬,弟为尸,敬弟是假敬不成?特庸敬与斯须之敬不同,其当下之敬一也。敬可谓之外乎?’公都子透晓,孟季子仍蛮前见。公都子曰:“这样连汝的脾胃皆外,冬日饮汤,夏日饮水,所以饮之者亦在外乎?’朱子注此章,亦未醒快。”

“存”字紧照“息”字,谓存留此良心。自记。夜气平旦,是板定子午;“操则存”,是真子午。自记。

“存其心,养其性。”人分别心是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之物,故须存;性是无为的,故须养。其实大谬。孟子言心性,殊不大分别。“敬以直内”倒是存心。“义以方外”倒是养性。孟子说:“岂无仁义之心哉?”心即是性;“仁,人心也”,性即是心。“养性”却不是空空的守静之谓,如以空空的说性,则坠入禅宗一派。故须认定是实事。大概寡欲是存心。“充无穿窬”,“充无欲害人”,扩充四端却是养性。“成性存存”,性何尝不可说存?“养心莫善于寡欲”,心何尝不可说养?

孟子说话,也有宜活看者。“伊尹,圣之任”,舆夷、惠同说,是偏。及篇末又云:“伊尹,则见而知之。”既云见知,岂汤亦偏?自尧舜以来相传之道亦偏乎?又“学焉而后臣之”,是汤学于尹。又云:“伊尹,见而知之”,又以尹学于汤。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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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一篇文字,无甚分章。另一意者,五章祇说实心,若不在道上逐一细加切实工夫,与佛氏之清寂何异?故上言实心,则曰诚,曰性,曰至诚,曰至圣,曰致曲,曰前知,曰自成,曰无息;下言道,曰发育,曰三百、三千,曰不骄、不倍,曰议礼、制度、考文,曰不谬、不悖、无疑、不惑,曰世道、世法、世则。既尊德性矣,而又必要道问学;既致广大矣,又必要荆ǐ微;既极高明矣,又必要道中庸;既温故敦厚矣,又必要知新崇礼。以及议礼、制度、考文,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圣人,世为道,世为法,世为则。至此,然后能尽其道也。然却离不得根本,故论至道必扯著至德;道同学等必扯著尊德性等;作礼乐必扯著德,离不了实心。故曰:“修道以仁。”此本末相资,内外交养,方为圣学之全。“洋洋乎!发育万物”。言道之大。每见有以“尊德性”照“洋洋”,“道问学” 照“优优”,大为不合。道之发用于外者。“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而“无外”典德性何干?朱子天道、人道之说,虽亦不差,但似非书义切要处。上六章言诚,下三章言道,虽称呼亦异。上言至诚,其次诚者,下即言圣人君子。凡此,皆说仲尼也,故接“仲尼”章。才合诚舆道,而大德小德合而为一,而舆天同也。

黄勉斋谓:“《中庸》‘天命’章,就心地说智仁勇,诚方是工夫。不知说到天地位、万物育,工夫有何渗漏?若心地上便能位育,何必更做工夫?”此论有病,总不离朱子所谓立志主敬,致知力行。立志一条,到此已不必说。敬者,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致知力行,管摄于独慎之内,观《大学》“诚意”章可见。知,智也;行,仁也;智仁合而勇生其中。“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诚也。襄曰:“馆课曾以是发问。”曰:“勉斋之言如此,何论后学!”孙襄。

上段言不特睹闻时敬,即不睹不闻时亦敬,其提起“须臾”二字,正为不睹不闻伏下意思。下段言不特显见处谨,即独处亦谨,其提起“隐微”二字,亦正为谨独伏下意思。大抵常情耳目所交之地,则自然钦肃,事几彰著之馀,亦自然谨畏。特恐所忽者,俄顷之暂;所肆者,独知之微。故《中庸》两两揭出,以见持敬、克己之功精微细密处。非谓睹闻不当敬,而显见处不当谨也。敬谨两段功夫,皆合内外,彻始终。持敬是正本清源功夫,故能致未发之中;克已是坊流制末功夫,故能致已发之和。原非以动静分对。自记。

朱子初看不睹不闻,似君子之不可及,其唯人之所不见底意思,久之乃觉其非。人生除了睡梦,更无不睹不闻之时。即如见大宾,承大祭,戒惧乎所睹所闻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戒惧乎其所不睹不闻也。又谓:“未发之中,浑然未与物接时。”此亦非也。舆物贮封中无偏系,喜怒哀乐四者都热倚著,即此是未发气象。孙襄。

问:“圣人舆凡人,只此有我之私化舆不化。”先生云:“以余观之,不与鲧《洪范九畴》,而锡禹者就在此。鲧当时治水,岂无众人分治?鲧‘方命圮族’,故湮塞洪水,‘汨陈五行’。禹闻善言则拜,故行所无事,一味顺理,故能成功。人解‘舜大知’章云:‘瞬原不藉资众人,迩言仍然好问好察,所以为大知。’观孟子说‘善舆人同’。‘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却就是这等处。为圣人正不必周旋那一层人,惟志气大,故不耻下问。要周知,不肯自小,耻于问,而护短者,是志气小。注书之错,如此类者多。如‘生知安行’,便是圣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然动即合道之谓。岂知圣人所谓‘生知安行’者,是常人待困心衡虑,征色发声,而后作,而后喻。父师教训,朋友切磋,圣人则生来便知。忧勤惕厉,安然终日乾乾,孳孳不已,勉勉日新。岂如彼所云耶,读书不思,其弊至不可言。”

《中庸》文字,首尾相街。“君子之道费而隐”,“隐”字从上章“素隐行怪”生出来。意以为人谓君子之道隐,不知君子之道乃费而隐也。通章皆言费而隐在中。

《中庸》“费隐”章。“鸢飞鱼跃”之旨,先辈程文有云:“飞跃者,性也;鸢飞鱼跃者,率其性也。”此语有病。“性即理也”,飞跃便是气,飞跃之得其理处方是率性。因与徐善长论此章。善长疑云:“以鸢飞鱼跃言道,稍近释氏‘干屎橛’、‘木樨香’之意。”曰: “飞跃之中,亦自具有个天则。便以飞跃言道,则不可。”善长又问:“鸢祇是飞,鱼祇是跃,却有甚灭则?”曰:“他底道理与人身自别,人得仁义礼智之全,物则得共偏,然不可谓其无此理也。如《或问》所谓虎狼父子、蜂蚁君臣之类,自然发见,非天则而何?”善长又问:“他却不会体这天则。”曰:“此理最妙。且如服牛、乘马、圈豹、槛虎,牛马之属,何尝能自尽其注,却田圣人服之、乘之,便是牛马率性一般。故尽物之性,则鸢鱼为跃,莫不得其性命之情。此道,岂不是因人而体了。然虽是因人而体,亦不能将他所无底添得些子。马可乘,故乘之,牛可服,故服之。若他本无这理,圣人亦无线驱率得来。”孙襄。

程子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与《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意。”看来“鸢飞鱼跃”是道体,“必有事焉”是体道。孙襄。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体如是,体道亦如是。孙襄。

《中庸》说“道不远人”,子臣弟友,素位而行,高远郎从卑迩始。人与兄弟不和,多由妻子。必妻子和,至于“如鼓瑟琴”,则妻子舆我们一心一气,毫无违反,然后“兄弟即翁,和乐且耽”也。舜知瞽瞍爱象,若舆象不和,何以使瞽瞍豫顺?所以经书言“克谐以孝”,能和于兄弟,以孝于亲也。至于父母顺,便察乎天地矣。尧舜之道,何以加此!

“宗庙之礼,序昭穆”,耑指祖宗位次,子孙总在序爵、序事内。序爵、序事,总合同异姓说。“旅酬下为上”,注中引《康诰》成语,是说事毕时无算爵。如此,若祭仲则神尸与主人皆有旅酬。

“宗庙之礼”,注以为序子孙之昭穆。窃谓以祖宗为是。盖庙中大率以爵为主,至“燕毛”,始序齿。序齿亦是就尊卑各行辈中序之,非略却尊卑,而一以年为主也。献酬率于祭毕时行之,窃意当止是主人之弟子行之,若宾客之子弟,如何亦在庙中而献主人、主妇、宾客也?

“明乎郊社之礼”三句,从来似俱不曾明白。时文动说幽明一理,此似混语。今以子孙日在庙中,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再没有反伤其宗党者。此最易见,如人终日事父母,视无形,听无声,岂有反伤其兄弟之理?推而上之,以祖考之心为心,岂有伤其族姓之理?推之郊禘,能见得天帝如在,岂有于天所生之民物,不一体相关之理?如此说“治国”,方有实际。

“思事亲”四句,王守溪、谢于乔皆有作,破题皆言:“欲仁必先知是矣。”至文中言:“不得贤人以辅之,则不明事亲之理,不能尽事亲之道。”是智反在得人之后矣,“知”字不清白。问:“注中‘欲尽亲亲之仁,必由尊贤之义’,如何说?”曰:“这却不碍。如村中谨厚之人,却有至性,能事其亲尽心尽力。然不知交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别人之善恶,如何能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道理说宽大些便是。”又问:“知天。”曰: “天即理也,人从何处知?知其贤否邪正。若自己不明理,何以能知人之贤否邪正乎?”又问:“须照注否?”曰:“照注何妨。天下之理,其实“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尽之。自亲亲而推之,凡以天合者皆亲亲之类也;自尊贤而推之,凡以人合者皆尊贤之类也。人有生便有五伦,五伦足以尽生人之事。九族外戚固皆亲亲,不特朋友是尊贤,即事君亦是尊贤,若不贤如何做得人君?‘亲亲’加一‘杀’字。‘尊贤’加一‘等’字,天理之节文全出于是。人世焉有出于二者之外的?故注云:‘皆天理也,故又当知天。’夫子对哀公说政,‘修道以仁’以下,便说仁义礼知,人知天便说智。先说四件,后又减作智仁勇三件,后又减作明诚两件,后又归到诚一件。夫子说两个一也,到底不分解‘一’字。生平又两说‘一以贯之’,一是道理的头。圣人说到这裹便住。如‘太极’,孔子祇说‘《易》有太极’,自周子始画出来。前人不欲道破。”

问:“圣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非安逸之谓。谓圣人不待思索,而后求得天理,不待勉强,而后求中乎道。若然,则朱子何为以‘不思而得’贴 ‘耳顺’,‘不勉而中’贴‘不逾矩’耶?”曰:“正是此意。只看‘顺’字、‘矩’字,可见顺者,顺其理也;矩者,物之则也。听其言之诐淫邪遁,便知其心之蔽陷离穷。小子听之,濯缨濯足,皆其自取;好问而察迩言;闻一善言,若决江河,何非耳顺?夫子色勃足矍,踧踖屏气,恂恂侃侃,不正不坐,盛馔变色,见冕者瞽者必作必趋,何非不逾矩?此岂皆一无所事,安意肆志而为之者乎?夫子焉不学?多能鄙事,博学而无所成名。盖夫子当时无所不学,其心有唐虞万世之心,其本领亦唐虞万世之本领。一旦得位,举而措之,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皆是实事。立效能朝诸侯,有天下,岂待言乎!”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自朱子讲得精细。言诚则生明,但却与下“祯祥”、“妖孽”。“蓍龟”等句不甚紧醒。盖如此,诚则自明,又何须说到“妖孽”、“祯祥”及“善龟”耶?倒是郑康成粗粗的解一句甚好,言“天不欺至诚也”。盖“祯祥”等亦有不验者,如臧武仲据防,后世芝草生,醴泉出,凤凰见,未必尽验。惟“至诚”与鬼神合其吉凶,无不若合符节者,故必先知而无疑也。盖“不欺”二宇即从“至诚”看出。“至诚”不欺天,故天不欺“至诚”。其实“至诚”即天也。

《中庸》既说“尊德性”,又说“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朱子又添出“存心”,何也?盖空说“尊德性”,何处下手?自然不外立志、主敬等项工夫。如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等广大;必欲超然万物之上?何等高明;已知者不肯生疏,已能者不肯间断,无非“尊德性”。不属之存心,而安属乎?圣人语言零碎处,皆有归著,不复囫囵过了事也。

“温故”祇是“月无忘其所能”,“知新”祇是“日知其所亡”。盖义理既入于心,便自家性分中物。涵泳义理,是存养德性。未得者,则有资于讲习讨论。故云“学问”也。此合内外之道。自记。

昔舆德子鹗、徐善长论《中庸》,“尊德性”、“道问学”,包“立志”、“主敬”、“致知”、“力行”四者。若分说出来,上一截“致广大”、“极高明”是“立志,“温故”、“敦厚”是“主敬”,下一截“荆ǐ微”、“知新”是“致知”,“道中庸”、“崇礼”是“力行”。白刚甫闻之不服,以“存心”、 “致知”朱子之说已为支离,更加“立志”、“主敬”,条绪益纷然矣。然“存心”兼“立志”、“主敬”,“致知”该“力行”,四条本朱子之旨,并无添捏。知行有单说者,知便兼行,讲究一个样子行将去,此章是也。说行便兼知者,“敬以直内”,“主敬”也;“义以方外”,“力行”也。然必有“精义入神”之功,乃能“义以方外”。此段工夫,求之敬以直内时不得。“戒慎恐惧”,“主敬”也;“谨独”,“力行”也。使非察乎理欲、公私、邪正之几,何以谨于理欲、公私、邪正之界乎?孔子大圣,亦可以四者概其生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立志”,“三十而立”是“主敬”,“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是知之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行之至。但“立志”、“主敬”时,知行工夫都办了。又以《学记》言之,“一年视离经辨志”是“立志”,“三年视敬业乐群”是“主敬”,“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是“致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是“力行”。孙襄。

圣贤《四书》、《五经》,无一字空下乱下者。数语并排,若无差别,实非复叠,其先后各有至理。尝疑《中庸》“舟车所至”六句,“天之所覆”二句,已括日月霜露在内,而又出下二句,何也?不知天之所覆冒,地之所承载,似只以地之一面言,至于日月则绕地周行,所照不止地之一面而已,故曰:“日月所照。”又日月运行,止在天腰旁行进之,至于南北尽头,多日月之所不能照。然日月所不照,而霜露仍坠之。至此处,亦有“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以此见圣贤之立言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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