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老泉文钞
卷二•书
卷三 
本作品收录于:《唐宋八大家文钞

卷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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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取士贵广。)


昭文相公执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无后忧,救之于其末,而其始不为无谋。谋诸其始而邀诸其终,而天下无遗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为之者也。盖周公营乎东周,数百年而待乎平王之东迁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责其贤不肖之分,则未尝于其始焉而制其极。盖尝举之于诸侯,考之于太学,引之于射宫,而试之以弓矢,如此其备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与之居处,习知其性之所好恶,与夫居之于太学,而习之于射宫者,宜愈详矣。然其不肖之实,卒不见于此时。及其出为诸侯监国,临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后败露,以见其不肖之才。且夫张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圣人岂以为此足以尽人之才,盖将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后观其临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于此。有人求金于沙,敛而扬之,惟其扬之也精,是以责金于扬,而敛之则无择焉。不然,金与沙砾不录而已矣。故欲求尽天下之贤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责实于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终。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于一县之丞尉,其为数实不可胜计。然而大数已定,馀吏滥于官籍。大臣建议灭任子,削进士,以求便天下。窃观古者之制,略于始而精于终。使贤者易进,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进故贤者众,众贤进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艰之于其始,窃恐夫贤者之难进,与夫不肖者之无以异也。方今进退天下士大夫之权,内则御史,外则转运,而士大夫之间洁然而无过,可任以为吏者,其实无几。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吴中复在犍为,一月而发二吏。中复去职,而吏之以罪免者,旷岁无有也。虽然,此特洵之所见耳,天下之大则又可知矣。国家法令甚严,洵从蜀来,见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调发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众。从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后将分职之不给,此其权在御史、转运,而御史、转运之权实在相公,顾甚易为也。今四方之士会于京师,口语籍籍,莫不为此。然皆莫肯一言于其上,诚以为近于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见用于当世,幸又不复以科举为意,是以肆言于其间而可以无嫌。伏惟相公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征伐四国以安天下,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并济,此其享功业之重而居富贵之极,于其平生之所望无复慊然者。惟其获天下之多士而与之皆乐乎此,可以复动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今国家患冗吏之壅,而亦削进士之数,甚非计盍,亦用老苏之说而精之于终也。)

(老泉欲富公和处其下,以就其功名。似疑富公于并相寮贰间,有不相能者。)


相公阁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选用旧臣堪付属以天下者,使在相府,与天下更始,而阁下之位实在第三。方是之时,天下咸喜相庆,以为阁下惟不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后起,而复为宰相,而又值乎此时也,不为而何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后有下令而异于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获见也,戚戚然而疑。呜呼!其弗获闻也,必其远也,进而及于京师,亦无闻焉。不敢以疑,犹曰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数十年之间如此其变也,皆曰贤人焉。或曰:彼其中则有说也,而天下之人则未始见也,然而不能无忧。盖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成。

且尝闻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与是人也,皆立于朝,则使吾皆知其为人皆善者也,而后无忧。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虽见信于当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则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于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为能,然犹欲得其心焉。若夫众人,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于吾前,或立于吾后,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则身危。故君子之处于其间也,不使之不平于我也。周公立于明堂以听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犹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诛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于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于周公,管、蔡之于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为周之天下,公将遂取之也。周公诛其不平而不可告语者,告其可以告语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则,非其必不可以告语者,则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从士而至于卿大夫,宰相集处其上,相之所为,何虑而不成?不能忍其区区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衅,则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过,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后当大事而听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宁小容焉,使无芥蒂于其间。古之君子与贤者并居而同乐,故其责之也详,不幸而与不肖者偶,不图其大而治其细,则阔远于事情而无益于当世。故天下无事而后可与争此,不然则否。昔者诸吕用事,陈平忧惧,计无所出。陆贾入见说之,使交欢周勃。陈平用其策,卒得绛侯北军之助以灭诸吕。夫绛侯,木强之人也,非陈平致之而谁也。故贤人者致其不贤者,非夫不贤者之能致贤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莱公为相,惟其侧有小人不能诛,又不能与之无忿,故终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岁月尽治天下事,失于急与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复用,以殁其身。

伏惟阁下以不世出之才,立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谋远虑必有所处,而天下之人犹未获见。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愿一见于堂上。伏惟阁下深思之,无忽。

(老泉厌当时兵政之过弱,故劝韩魏公以诛戮,而其行文似西汉踈宕,雄辨可观。)


太尉执事: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议,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太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

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壅之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大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馀力,智者无馀谋,巧者无馀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馀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馀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馀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螫,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昔者刘、项奋臂于草莽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时,分王诸将,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初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而韩信、黥布之徒无以启其心也。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

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实亲见。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馈饷之费。杵声未绝,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事,官吏相贺,卒徒相矜,若战胜凯旋而图赏者。比来京师,游阡陌间,其曹往往偶语,无所讳忌。闻之土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锄耰畚筑,列于两河之壖,县官日费千万,传呼劳问之声不绝者数十里,犹且肙々狼顾,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

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己不与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名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以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邪?不宣。洵再拜。

(荆川曰;“前一段论兵骄之弊,后一段处骄兵之策。”当是有用文字。)

(此文骨子原自于襄阳书中来,而气特雄。)


天之所以与我者,夫岂偶然哉。尧不得以与丹朱,舜不得以与商均,而瞽叟不得夺诸舜。发于其心,出于其言,见于其事,确乎其不可易也。圣人不得以与人,父不得夺诸其子,于此见天之所以与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与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实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亵天。弃天,我之罪也;亵天,亦我之罪也;不弃不亵,而人不我用,非我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则弃天、亵天者其责在我,逆天者其责在人。在我者,吾将尽吾力之所能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与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后世之讥。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责之不暇,而为人忧乎哉?孔子、孟轲之不遇,老于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责之所在也。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与以有为也,我亦知之矣,抑将尽吾心焉耳。吾心之不尽,吾恐天下后世无以责夫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将有以辞其责也,然则孔子、孟轲之目将不暝于地下矣。夫圣人、贤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贫贱,如此而富贵,升而为天,沉而为渊,流而为川,止而为山,彼不预吾事,吾事毕矣。窃怪夫后之贤者之不能自处其身也,饥寒穷困之不胜而号于人。呜呼!使其诚死于饥寒穷困邪,则天下后世之责将必有在,彼其身之责不自任以为忧,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过乎。

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于圣贤,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轻者。何则,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几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贫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与,虽以贫人富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杀人。非天之所与,虽以生人杀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圣人、贤人之术亦久矣。其言语、其文章,虽不识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传于后与否,独怪其得之之不劳。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启之;得之心而书之纸也,若或相之。夫岂无一言之几於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负,或者天其亦有以与我也。

曩者见执事于益州,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困穷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尝试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贾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见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审势》、《审敌》,作书十篇,曰《权书》。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与者不忍弃,且不敢亵也。执事之名满天下,天下之士用与不用在执事。故敢以所谓《策》二道、《权书》十篇者为献。平生之文,远不可多致,有《洪范论》、《史论》七篇,近以献内翰欧阳公。度执事与之朝夕相从而议天下之事,则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陈于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与其身之可贵与否者,执事事也,执事责也,于洵何有哉!

(荆川曰:“此书本欲求知,却说士当自重,便不放倒架子,而文字峻绝,豪迈不羁。”)

(论葬礼甚透,当舆刘向昌陵疏参看。)


四月二十三日,将仕郎、守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纂苏洵,惶恐再拜上书昭文相公执事:洵本布衣书生,才无所长,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与百执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报盛德而不获其所。今者先帝新弃万国,天子始亲政事,当海内倾耳侧目之秋,而相公实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将何以处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盖汉昭即位,休息百役,与天下更始。故其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泽下布于海内。窃惟当今之事,天下之所谓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辄敢以告于左右。

窃见先帝以俭德临天下,在位四十馀年,而宫室游观无所增加,帏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称颂,以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为当今之议,莫若薄葬。窃闻顷者癸酉赦书既出,郡县无以赏兵,例皆贷钱于民,民之有钱者,皆莫肯自输,于是有威之以刀剑,驱之以笞棰,为国结怨,仅而得之者。小民无知,不知与国同忧,方且狼顾而不宁。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复下,计今不过秋冬之间,海内必将骚然,有不自聊赖之人。窃惟先帝平昔之所以爱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检身节俭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计其既殁之意,则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独为此过当逾礼之费,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窃所不取也。

且使今府库之中,财用有馀,一物不取于民,尽公力而为之,以称遂臣子不忍之心,犹且获讥于圣人。况夫空虚无有,一金以上非取于民则不获,而冒行不顾以徇近世失中之礼,亦已惑矣。然议者必将以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于先帝之葬,于人情有所不顺。洵亦以为不然。使今俭葬而用墨子之说,则是过也。不废先王之礼,而去近世无益之费,是不过矣。子思曰:“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尽其诚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则略之。昔者华元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而后世安于泰山。

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议,上以遂先帝恭俭之诚,下以纾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华元不臣之讥,而万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

洵窃观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时君之不达,欲以金玉厚其亲于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从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圣,而有司信近世之礼,而遂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爱一时之劳而无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议,将有任其责者。如曰诏敕已行,制度已定,虽知不便,而不可复改。则此又过矣。盖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为九丈之坟,而用汉氏长陵之制,百事务从丰厚,及群臣建议以为不可,于是改从光武之陵,高不过六丈,而每事俭约。夫君子之为政,与其坐视百姓之艰难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胜区区之心,敢辄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诛,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唐荆川曰:“一事反复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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