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档未完成,一部分的原作内容还未录入。请尽量协助改善这个页面
我的回忆录(一)~(四)
作者:王白渊


万顷云涛立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间。舟人那识伤心地,惟指前程是马关。


这篇伤心的诗,系吴保初先生过马关的时候,想起当年的国耻做成的,其无尽的伤感,无量的含恨使读者永远地不能忘去。我起初读过这篇的时候,感著满腹的辛酸,而不禁流泪。这民族的伤感,有带著难说的凄凉。

马关条约以来,中国民族的命运真是有一落千仗之慨,这四万万民族的遭殃,当然很深刻地落在我们的身上来。俄国有一种传说,说:‘俄国有一个地方的山野,至秋深青叶落尽的时候,不知从何处漂来一种难说的花香,但这‘妖魔之花’的本体,是不容易看到的。一旦不幸见到,则那人就要发狂了!’这是俄国帝制时代的传说,我觉得很有带著人生的深义。文豪杜斯杜要扶斯基亦有一篇小说叫做‘著魔的人们’,描写莎皇专制下的俄国青年,好像发狂一样地向著革命前进。我想这般青年都是不幸看著这“妖魔之花”的人。

有人说‘历史的悲剧,是比任何底个人的悲剧,更加深刻的’--我们台湾虽是四面环海的小岛,但是由其历史看来,这三百年来的短短时间,不是带著满身血痕的情形吗?我记得童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常常讲“林爽文”的故事给我听,林爽文是一位很漂亮的美男子,又是清朝治下的叛头。他的故乡离我的地方不远,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亦特别的多,因为这样,所以他的一生很深刻地记在我的心上。在殖民地长大的人,都一样地带著民族底忧郁病,这样的病在日本治下是无药可医的,我时常在这病症将发的时候,就想起“林爽文”来和我作伴。他的风度,他的浪漫斯,他的革命之成败,就好像革命诗人拜伦一样,很使人家同情,很使年青的人怀念。

十六岁的时候,我进台北师范念书,那时我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学生。这时代是第一次欧洲大战告终的时期,世界是充满著民族自决主义,自由主义的时代,所以台湾的社会亦受其影响,铁锁亦放长了一点,以前的武官总督亦换了一位文官的田总督,民政长官亦多少带著自由主义色彩的下村宏。地方又施行假自治,所以台湾好像受了一段解放的样子,民族资本亦抬头起来。林献堂先生等在这历史的间隙跳出来,开始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要求六三问题的撤回,而引起台湾民众的注目。但是这无武力背景的合法运动,亦受日本帝国主义阴阳两种的压迫。

那时候我还在台北师范里,不管世事,又不懂社会,天天只有念书打网球。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亦快要毕业,不得不离开学堂进社会,这是我进人生苦海的头一步,又是慢慢地来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死灭的原理。

台北师范从前叫做国语学校,是总督府创办的特殊学堂。日本的统治者因为须要他的手足,领台后马上就开设一个国语练习所,开始教授日语日文。这讲习所后来改做国语学校,专门养成师资和实业人材。那时候,就是二十数年前说起,教育机关只有这个国语学校和医学校而已,所以这两个学堂,就是当时青年的登龙门。因为这样的关系,这两个学堂真是不容易考进去。

我十六岁的时候,毕业于乡下的公学校,即小学,就马上考进去。那时候我碰到一位半生的盟友,他的名字叫做谢春木,就是后日的谢南光。他的乡里和我的地方不远,特别是学堂里的位置排在隔壁,所以我和他天天一同睡,一同吃,一同玩。他因为父亲早已逝世的关系,曾受旁边种种的冷遇,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没有天真的童年时代啊!”所以他很早熟。在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就耽读哲学等的高级书籍。有一次他拿一本哥德的“浮士德”耽读著,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浮士德”是什么东西。他一方面很怀疑著日本的政治,我的同学们,到了将毕业的时候,拍了一张假装的照片以为留念。那时候我装做一个西装的女人,一位同学装做卓别怜,还有一位装做算命先生,其他各色各样,老谢和另外的一位同学,装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场面。老谢穿著一副台湾服,双手拿著一轮脚踏车,做将要出发的姿势,车子的后方挂了一个招牌,写了“提高台湾的文化”的字样,前面有一个同学装做日人,站在那边不肯给他走,车子的前面亦一样,挂了一个招牌,写著“不,再等一些罢!”的字样。这张照片我时常带在身边,以为勉励之资。

我和老谢的交情,不单在台湾,有时在东京,有时在上海。在东京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那时候他在东京高师念书,我在东京美专研究艺术。后来又在上海一同干华联通讯社等的工作,一直到八一三事变发生之前。但是历史的悲剧使我和他分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底残暴和侵略,使大上海三百万市民一齐蹶起。向敌人怒吼的八一三事变发生的一个礼拜前,他说要到广西找李宗仁将军去,特来和我直辞,就此以后到现在,我竟没有见过他。我参加抗战,为祖国做了一点事情。但因种种的关系,大上海被敌人占领后,我还不能离开上海,暂留法租界。因此被日警捕获,押回台湾,被判定六年的徒刑,关在台北监狱,一直到去年才回复自由。

抗战中听说老谢在重庆,为台湾解放相当贡献。风说他在重庆的广播电台,明白地说他是谢春木,向台湾民众做激动的演讲,又风说他跟蒋委员长参加开罗会谈等,关于他的风说非常的多。直到八月十五号,日本无条件降伏后,关于他的风评更且厉害了。有人说他在上海被害,有人说要回来做民政处长。民政处长一发表,又风说他要做警务处长。因此许多的台胞来找我,好像我亦做了一位要人一样,弄到神经衰弱。但他竟没有回来,其中当然有种种的理由,但大概是因为他自己的事情,不能离开的罢!

被分裂的民族

编辑

象牙塔里的美梦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