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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 如是,則安有不知量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 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 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是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 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 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 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 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 故堯命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況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為,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積功累行以得之。不積功累行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亦必亡而已。積功累行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 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 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蓋周至幽、厲,雖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故至赧王而後失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此之謂也。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 威命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霸》而已。此又奚足 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 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雖殊,皆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為不善,其亡也速,其為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為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為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為不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泯,止亡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自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霸,有戰國,有暴秦,民遂塗炭,五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東漢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北朝,又分而為十六國,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為不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庸君也,當時藩鎮固已暴橫于外,宦豎又且擅權于內。其後有五季,又分而為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為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為天下害也深,概可見矣。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 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 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周平之時,王者之跡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書》終于文侯之命。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猶知尊周,有功于時,故聖人取之,始于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時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跡熄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絕如線,四郊之外,皆非己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存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于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于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易》終于《未濟卦》,而一治一亂未始有窮也。

「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 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外裔得以侮中國。 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外裔,徙王東都洛邑,用 存王國,為天下霸者之倡。秬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孔子之志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