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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至登州沙門島、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 ，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 作《元史》者，蓋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恆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虞，寧過慮而無用，不臨事而悔。」 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之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船，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 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 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治舟，港叉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 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午時則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氣，即便易柁，回舟乃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言可「採，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官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 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幖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以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 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舟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之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其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 《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舳艫擠塞，腳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踊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自集於此，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