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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 歷代論
卷三
卷四 
本作品收錄於:《歷代論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复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眾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併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乾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範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誇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未苻堅擁百萬之眾,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苻堅之敗,知中原之盪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苻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於荊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仇,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報仇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仇魏之重,俯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念,則未為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為失計矣哉。


任人莫難於托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托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發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眾而付以後事。闥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托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徵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眾,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托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复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其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幸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奸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群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者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範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則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扶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範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眾,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勖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疏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範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範文子遠矣。


聖人之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闢。三者俱,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

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奸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辟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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