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琴》前記

我們不再受騙了 《豎琴》前記
作者:魯迅
1933年
論「第三種人」
本作品收錄於《南腔北調集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豎琴》。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於文字上,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也將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產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扎。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為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著「自我表現」的口號,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裡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著一標佈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閒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閒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於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著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著。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著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於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D.S.Merezhi-kovskii Z.N.AHippius),庫普林(A.I.Kuprin),蒲寧(I.A.Bunin),安特來夫(L.N.Andreev)之流的逃亡,阿爾志跋綏夫(M.P.Artzybashev),梭羅古勃(Fiodor Sologub)之流的沉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 Briusov),惠壘賽耶夫(V.Veresaiev),戈理基(Maxim Gorki),瑪亞珂夫斯基(V.V.Mayakovski)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歷捨·托爾斯泰(Aleksei N.Tolstoi)。此外也沒有什麼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內戰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復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Serapionsbrü-der)。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於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拉「藝術府」裡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麼?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我只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於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卻確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捲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於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慄,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託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於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於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著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異的。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於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至於各個作者的略傳,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都寫在卷末的《後記》裡,讀者倘有興致,自去翻檢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迅記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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